作為商業帝國，英帝國管治的目標之一，是以最少的資源做最多的事，這樣才符合經濟效益。因此英國人相當在意維持殖民地原來的狀態，在管治上盡量貼近當地文化，以減低要出動軍警鎮壓的機會與成本，具體操作包括：
給予在地殖民地總督最終權定權（the man on the spot should be left with the last word）；
不傾向主動開展大刀闊斧的改革（prefer reaction to action）；
重視建立「軟實力」，相對而言對主權沒有那麼執着。
英帝國還有一點值得注意，那就是她沒有港人耳熟能詳的那種「中央政府」。英國是海洋國家，比大陸國家更少講中央集權。也因此，19世紀英帝國如日方中時，英國本土湧現了各種思潮，影響了英帝國的政策，社會力量例如傳教士也參與了構建帝國的過程，增加了英帝國「人性」的一面。例如由英國聖公會派遣到香港傳教、曾出任聖公會港澳教區會督的何明華（Ronald Owen Hall， 1895-1975），不但對香港社會福利有相當大的貢獻，也是積極參與香港管治 的代表人物。
反觀作為大陸國家的中國，傳統上更着緊主權與大一統，更強調中央集權，對地方多元較不寬容。這與從蘇俄傳入、崇尚集中權力的共產政權也有關係。雖然1920年代，曾有國人嘗試大一統以外的立國道路──從下而上、以地方為主體和起點、聯合成為國家的「聯省自治」，但未竟全功。而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最先試行「一國兩制」的地方是西藏，當年政策的主事人，也是以同樣方法收回香港的鄧小平。然而，隨着1959年藏區爆發騷亂和達賴嘛喇出逃，標誌着這次實驗的失敗。
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是中國政治發展的分水嶺。此後，官方加強愛國教育，強調「勿忘國恥」，以對外之仇恨來團結國民、維持政權，並強調以鴉片戰爭之恥為綱的香港史。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上台後，更全面收緊言論和意識形態，對內中共有所謂的「七不講」，在港澳事務上則經常指摘有「外國勢力」介入香港。這些變化都對原意為保留地方多元的「一國兩制」非常不利。
《信報》創辦人林行止，對英治下香港主體性（即獨立鮮明的地方性格），曾作出極到位的觀察：
「（在主權移交前）英國管治遠離大不列顛十萬八千里的香港，即使沒有作出任何高度自治的承諾，香港還是可以按照向有的風俗習慣、歷史文化，繼往開來了一百多年，期間香港從小漁港發展成為輕工業重鎮，曾執塑膠、假髮、製衣等業世界牛耳，又成了東南亞的運輸樞紐和世界有數的金融中心。英國人管治得法，可是，港人的思想文化卻以華人為主流，從無被殖民者同化的迹象，更沒有可能約束言行的思想回歸問題。」
而中文大學政治學者黃偉豪認為，此香港主體性在主權移交後已有極大轉變： 「由於中央擔心的是分裂，和殖民地的年代不同，香港目前所面對的並非以往的局部或單一層面的清洗，而是史無前例的有關香港的全方位清洗，把香港作為歷史、價值和身分的主體性徹底消滅。」
我們也可以從新舊政府總部的建築風格，探討回歸前後香港政府的「權力觀」。在英治時期，位於中環「政府山」的政府總部，建築風格樸實無華，背後蘊含的是與本地融合的管治哲學。反觀位於金鐘、在2012年起啟用的新政 府總部，卻狀似城堡，呈君臨之勢，予人在當眼處炫耀權力之感。不論是「中區政府合署」這個稱號，還是其空間設計佈局，舊總部都遠較新總部謙抑、收斂，有更強的親和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