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港英政府是低調地照顧基層社會的「上流」需要，而不是任由他們在汰弱留強的市場下自生自滅。例如從五十年代起，政府的公共開支已顯著增加，從1950/51年度政府開支佔GDP比率的6.5%，倍增至1960/61年度的 14.3%，然後降至1969/70年度的11.5%。1950至1965年間政府用在教育與醫療的開支，從佔政府開支9%增至11%。從1973至1975短短兩年間，政府社會福利開支佔總開支比率從2.78%倍增至5.83%。
港英政府的地理空間佈局，至少在客觀效果上滿足了基層需要。例如：（一）公屋商場租金便宜，對街邊大排檔與小販的態度較回歸後的特區政府寬容，方便了基層與小商戶規劃生活，也增加了他們向上流動的機會；（二）在工業區附近興建公屋，方便基層就業、上班，減低了他們的住屋與交通開支。有學者估算過，政府以此方式補助生活，金額可佔工廠工人月薪的七成。
在地的管治意志
有一種說法指，香港早在1950年代已經「解殖」，因為當時中共已有一定力量支配香港的發展。的確，二戰後，有見於香港難於防守、抵禦中共進擊，英人管治時，時刻需要顧及中共的想法、小心翼翼，以免中共有藉口行動收回香港。例如在五十年代，港英政府就以英國廣播公司（BBC），取締容易得罪中共的美國之音（VOA）廣播電台。
中共壓力下，如何減少社會不滿、避免民心傾向中共，是二戰後港英政府的一大目標。例如昔日港英政府治理新界，就是拉一派、打一派，改變了新界的社會經濟結構，以便推行官方屬意的政策。
例如在六、七十年代，政府鼓勵新界農民從種米轉為種菜，便是當中的重要舉措，背後的政治計算如下：（一）為從中國湧入的移民，及在市區面對經濟困難的市民創造經濟機會；（二）減少香港對中國食物供應的依賴。選擇種菜的原因，是香港的食米已由泰國、緬甸、越南等地區輸入，唯獨幾乎所有蔬菜皆由中國入口；（三）米業原是新界五大氏族的收入來源，新界多了農民種菜後，他們的政治經濟地位便會受到影響，進而方便政府管治。
可以說，港英政府的在地管治意志，既源於地緣政治下的各種壓力，也是英人務實主義下的結果。回歸後，在「中國好，香港好」的口號下，構成這種在地管治意志的外圍形勢壓力便消退了。
結語：鑑古知今
港英治理香港，比特區政府優勝嗎？在此刻的香港，這是個政治敏感的問題。搞得不好，很容易會被扣上「甘願做英奴」的帽子。
橫跨兩個時代公務員體系的公務員事務局前局長王永平，曾嘗試回答這個問題。在他眼中，英人管治有五個成功之處，分別為：
1. 官員有優秀的決策與領導能力；
2. 政策具彈性；
3. 相當重視社會意見；
4. 同情弱勢社群；
5. 政府有威望。
如果政權正當性包含三個元素──合法性（透過世襲繼任、君權神授、公開透明的民主選舉等方式來達到）、合道德性、合利益性，那麼相對而言，英治表現得比當下特區政府突出之處，就在於較能做到後兩點，第一點則兩者差距不遠。
至於複雜的地緣政治，如何因緣際會地塑造香港的英治時期特色；現在英治時期留下的一點一滴，又如何與大家常在、甚至影響未來，這大概就是姜恩柱說「香港是一本難懂的書」、呂大樂說「香港故事不易講」的原因，也是香港故事值得重溫重寫的原因。
＊本文選自《港英時代 英國殖民管治術》（天窗出版社）導論。5月2日（周六）晚上七點，於羅斯福路三段283號21弄6號永樂座，舉行新書發表會，作者鄺健銘與前《號外》主編張鐵志對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