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本土意識包含世界，性格外向，相較強調「血緣關係」的國家意識，有着更廣闊、更具包容性的視野與內涵，不一定就是保守內向與自我 中心。例如因為商貿緣故，有些南亞裔人好幾代人住在香港，他們都是香港人；但主權移交之後，卻有家族早於1915年來港、在港出生、念書和工 作的南亞裔人士，因無「中國血緣親屬」而無法申請特區護照。
港英政府的自主性
香港在英治時期的一個治理特色，是不會事事跟從倫敦旨意。其中一個原因，是只有幾千萬人口的島國英國需要管治遍布全球的殖民地，不能事事關心。二戰後，英國又忙於應付國內外各種問題，所以殖民地總督有相當大的自主權。
歷史上，港督不時與倫敦硬碰，例如1956年香港「雙十暴動」的翌年，英國曾非常認真考慮放棄香港，最後沒有成事，原因之一是港督葛量洪語氣 強硬、激烈反對。到了六十年代，港督載麟趾對於「有太多來自倫敦指手 劃腳的事情」（back seat driving），曾非常不滿，甚至大發雷霆，以威脅辭職來擋住倫敦的逼迫。
高調「積極不干預」低調照顧基層
在前特首曾蔭權的年代，特區政府標榜「大市場、小政府」，據說這是源自港英時期的「積極不干預」政策。但如果我們認真回望歷史，會發現這實屬修辭多於實際。當年港英政府提出「積極不干預」，一方面是出於政治考慮，避免因管治表現過於積極，引起中國對香港出現類似於戰後新加坡的政治改革的猜疑與行動；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借此論述，照顧華人工業家需要之餘，盡量降低具政治影響力的貿易企業爭取更多特權的空間。
實際上，港英政府是低調地照顧基層社會的「上流」需要，而不是任由他們在汰弱留強的市場下自生自滅。例如從五十年代起，政府的公共開支已顯著增加，從1950/51年度政府開支佔GDP比率的6.5%，倍增至1960/61年度的 14.3%，然後降至1969/70年度的11.5%。1950至1965年間政府用在教育與醫療的開支，從佔政府開支9%增至11%。從1973至1975短短兩年間，政府社會福利開支佔總開支比率從2.78%倍增至5.83%。
港英政府的地理空間佈局，至少在客觀效果上滿足了基層需要。例如：（一）公屋商場租金便宜，對街邊大排檔與小販的態度較回歸後的特區政府寬容，方便了基層與小商戶規劃生活，也增加了他們向上流動的機會；（二）在工業區附近興建公屋，方便基層就業、上班，減低了他們的住屋與交通開支。有學者估算過，政府以此方式補助生活，金額可佔工廠工人月薪的七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