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的管治意志
有一種說法指,香港早在1950年代已經「解殖」,因為當時中共已有一定力量支配香港的發展。的確,二戰後,有見於香港難於防守、抵禦中共進擊,英人管治時,時刻需要顧及中共的想法、小心翼翼,以免中共有藉口行動收回香港。例如在五十年代,港英政府就以英國廣播公司(BBC),取締容易得罪中共的美國之音(VOA)廣播電台。
中共壓力下,如何減少社會不滿、避免民心傾向中共,是二戰後港英政府的一大目標。例如昔日港英政府治理新界,就是拉一派、打一派,改變了新界的社會經濟結構,以便推行官方屬意的政策。
例如在六、七十年代,政府鼓勵新界農民從種米轉為種菜,便是當中的重要舉措,背後的政治計算如下:(一)為從中國湧入的移民,及在市區面對經濟困難的市民創造經濟機會;(二)減少香港對中國食物供應的依賴。選擇種菜的原因,是香港的食米已由泰國、緬甸、越南等地區輸入,唯獨幾乎所有蔬菜皆由中國入口;(三)米業原是新界五大氏族的收入來源,新界多了農民種菜後,他們的政治經濟地位便會受到影響,進而方便政府管治。
可以說,港英政府的在地管治意志,既源於地緣政治下的各種壓力,也是英人務實主義下的結果。回歸後,在「中國好,香港好」的口號下,構成這種在地管治意志的外圍形勢壓力便消退了。
結語:鑑古知今
港英治理香港,比特區政府優勝嗎?在此刻的香港,這是個政治敏感的問題。搞得不好,很容易會被扣上「甘願做英奴」的帽子。
橫跨兩個時代公務員體系的公務員事務局前局長王永平,曾嘗試回答這個問題。在他眼中,英人管治有五個成功之處,分別為:
1. 官員有優秀的決策與領導能力;
2. 政策具彈性;
3. 相當重視社會意見;
4. 同情弱勢社群;
5. 政府有威望。
如果政權正當性包含三個元素──合法性(透過世襲繼任、君權神授、公開透明的民主選舉等方式來達到)、合道德性、合利益性,那麼相對而言,英治表現得比當下特區政府突出之處,就在於較能做到後兩點,第一點則兩者差距不遠。
至於複雜的地緣政治,如何因緣際會地塑造香港的英治時期特色;現在英治時期留下的一點一滴,又如何與大家常在、甚至影響未來,這大概就是姜恩柱說「香港是一本難懂的書」、呂大樂說「香港故事不易講」的原因,也是香港故事值得重溫重寫的原因。
*本文選自《港英時代 英國殖民管治術》(天窗出版社)導論。5月2日(周六)晚上七點,於羅斯福路三段283號21弄6號永樂座,舉行新書發表會,作者鄺健銘與前《號外》主編張鐵志對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