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中旬獲釋的武嶸嶸﹑李婷婷等五位女權活動人士，並沒有因為獲釋而真正重獲自由。據媒體報導，其中一人，即今年30歲的武嶸嶸，上週五遭到警方長達八個小時的訊問。訊問嚴酷而充滿羞辱，以致武嶸嶸「精神幾近崩潰。」其他人士均遭限制出境，以及全天候控制。所有這些跡象都表明，警方還視她們為犯罪嫌疑人，偵查還在持續。警方此前之所以釋放她們，實際上是不情不願，即無非迫於全球抗議的巨大壓力。釋放她們並不意味著撤案。
事件的導火線，是她們3月初發起的反性騷擾舉牌，隨即被警方以「尋釁滋事」為名刑拘。而照通常情況，只要不涉政治議題，公益舉牌原本沒那麼敏感。惹出那麼大風波，她們自己都始料未及。其中的李婷婷就對媒體坦承：「我還以為我們的活動，類似街頭貼廣告的活動，沒想到會被刑事拘留。」
顯然她們是太天真了，不知道另有玄機，即警方實際是要通過舉牌案，挖出她們的「幕後黑手」。而所謂「幕後黑手」，則是她們曾經供職的公益組織「益仁平」。所以才在她們被抓不久，「益仁平」在北京的辦公室也於3月26日遭警方突襲查抄。警方目標所在至此昭然若揭。
國際背景是關鍵
作為公益組織，「益仁平」原本極少涉足政治，何以令警方如此勞師動眾呢？真實原因，其實在於「益仁平」的國際背景，即「益仁平」有國際NGO資助，跟國際公民社會有廣泛合作。從這個角度，也能夠理解為什麼警方同樣對定位民間智庫的北京傳知行研究所窮追猛打，以致其創始人郭玉閃和行政主管何正軍先後身陷囹圄。最近發佈的警方對他們的起訴意見書，更是故意強調其接受國際基金會和非政府組織的資金從事公共政策調研，可見對其國際背景的敏感。
這一點，對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法草案的討論也可印證。草案一稿就堂而皇之地規定：「境外非政府組織及其代表機構不得在中國境內設立分支機構」；只是到了二稿，才略略開了口子，增加了一句「國務院另有規定外」。這即意味著，不僅虛擬世界有一道防火牆，把「國務院另有規定」即所謂「白名單」之外的國際網站一律封殺，現實中也正在建造一道防火牆，把「國務院另有規定」 即所謂「白名單」之外的國際NGO統統「禦敵於國門之外」。
就如文革中所謂「海外關係」讓成千上萬同胞淪為政治賤民一樣，今天中國NGO的國際背景將給他們帶來滅頂之災。無論你的宗旨何在，無論你做的是什麼，你的國際背景本身就是原罪。但在事實上，因為中國的公益資源嚴重匱乏，而國際公益資源高度發達，所以跟益仁平一樣，很多中國NGO都不可能不跟國際NGO合作。同時也因為國際合作,引進國際NGO成熟的公益文化和管理經驗，中國NGO確實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這一切都將戛然而止。中國的民間公益將對國際NGO、對國際公民社會全面關門。即新的閉關鎖國將不限於互聯網、不限於思想言論，縱然民間公益也無以倖免。這才是益仁平之劫的終極原因。
新的閉關鎖國
新的閉關鎖國從虛擬世界延伸到現實世界，把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重新隔絕，這無疑是倒退。這倒退基於當局對所謂「顏色革命」的恐懼，國際公民社會則被當作所謂「顏色革命」的推手，跟他們有過合作的民間公益組織，被當作他們的代理人。這根本就是誤判，重蹈毛澤東六十年代誤判階級鬥爭形勢的覆轍。
誤判大致有內外兩個起因，外部起因於所謂「亡我之心不死」的仇外排外思維。而這根本不能成立，因為一個分裂的、動盪的中國，不符合國際社會的利益，國際社會需要一個穩定的中國。內部起因於國內社會矛盾和衝突，這也難以服人，即便每年近二十萬起群體性事件，但都是碎片化的，都停留於維權層面，從無一起引爆總危機，說明中國現在有維權的巨大壓力，但並沒有所謂「顏色革命」的緊迫危險。而維權壓力的存在並非壞事，恰恰是推動中國有序轉型的動力。
誇大所謂「顏色革命」的危險，以防堵所謂「顏色革命」為藉口，正是為了動用不受法律約束的專政手段來壓制維權，這本身就是一個公開的陰謀。就此來說，所謂誤判其實是故意的，是假裝的誤判。毛澤東當年的誤判導致文革的漫天烽火，今天的假裝誤判，則使維穩壓力居高不下，即便維穩沙皇周永康倒台，也不過是進入後周永康時代而非真正進入法治時代。以維權為主題的公民運動遭到全面打擊，對公益舉牌之類的合法博弈零容忍，社會矛盾和衝突卻並沒有正常的排泄渠道，則終有一天，所謂「顏色革命」會成為自我實現的預言。
（責編：路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