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新聞》擺脫政治輪迴 台北故宮先想想優勢何在

2018-07-26 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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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故宮發行的文創商品即可發現,最新或最熱賣的品項多數還是來自於「國寶」。(新新聞資料照)

由故宮發行的文創商品即可發現,最新或最熱賣的品項多數還是來自於「國寶」。(新新聞資料照)

新任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陳其南於媒體茶敘時提出了「故宮台灣化」的構想,希望藉由詮釋的強化,建立故宮典藏文物和台灣的連結,使故宮成為台灣人的故宮,這個口號和論述立刻引發各界熱烈反響。陳其南此番議論以及贊成與反對的兩造意見,都令人有似曾相識之感。有著複雜族群和國家認同的台灣,政治和文化問題總是糾葛難解,「故宮」獨特的歷史背景,注定成為爭議的焦點,隨著政黨輪替,形成台灣所獨有的政治輪迴。

全民共享構建「想像共同體」

「故宮」指的是清代舊皇宮,藏品也是過去皇室所擁有的文物,淵源可一路上溯北宋。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統治邏輯下,天下珍寶幾乎齊聚於此。辛亥革命之後,這些收藏究竟屬於清室私產或國家公產,頗多爭議。當時依《清室優待條件》,仍在紫禁城做「閉門皇帝」的溥儀和他的朝臣們,不時遊走灰色地帶,變賣文物,換取現金。這樣公私難分的局面,被軍閥馮玉祥以武力解決,一九二四年馮玉祥發動政變,以武力將傅儀驅逐出宮,由國務院組織清室善後委員會,清點財產,仿照法、德等皇宮博物館,成立故宮博物院,於二五年十月十日正式開幕。

陳其南(中)希望藉強化詮釋,建立故宮文物和台灣的連結。(柯承惠攝)
陳其南(中)希望藉強化詮釋,建立故宮文物和台灣的連結。(柯承惠攝)


故宮首任理事長李石曾在故宮四周年慶的演說裡,強調故宮的成立,是將過去「皇室私有」的文物轉為全國甚或世界的「公物」,「其精神全在一『公』字」。對「公」的強調,呼應著時代的潮流,從晚清開始,在西方的威脅下,建立國族認同,救亡圖存,是貫穿中國近現代史的主調。這些過去屬於天子的私人收藏,變成全民共享的「國寶」,成為構建「想像共同體」的重要元素。因應戰事的故宮南播,更加深這批文物的傳奇色彩。

三一年九一八事變開始,故宮陸續將文物南移。對於是否遷離北京逃避戰禍,內部曾有爭議,最終還決定從紫禁城移出,先至上海,後至南京。三七年七月中日戰爭爆發,南京情勢告急,再分三批撤至後方。四五年日本宣布投降,文物重回南京,沒多久國共內戰又起,部分精品再輾轉來到台灣。

國難強化民族主義政治性格

這麼大規模的古文物遷移是艱難的工程,未有毀壞和遺失,更是值得驕傲的成就。杜正勝任故宮院長時,發現故宮內部人員只要提起這段歷史,即使未曾親歷,「皆深感與有榮焉」。故宮文物的南移,與國民政府的命運及許多人戰時的經歷緊密呼應、休戚與共。

如杜正勝所言,國難期間的四散流離,一點一滴地強化了故宮藏品民族主義的政治性格,文明遺產的藝術性格則相對被削弱。這倒不一定完全出於執權者的操弄,也可能是人們際遇或同理心的投射。這些古物的象徵意義,讓它們能獨立於紫禁城之外,自成另一「故宮」,也和許多人一樣,在命運擺布下來到了台灣,將他鄉變故鄉。

日本資深媒體人野島剛長期關注兩岸故宮,他遍尋相關資料,都無法找到蔣介石對故宮的意見,相比於蔣宋美齡對故宮文物的喜愛,蔣介石顯得冷淡。然而,若沒有蔣介石的授意和支持,這批文物實難渡海來台。這批稀世珍寶也不時發揮政治作用,特別在外交事務上,不時以展覽的方式進行「文物外交」。六一年美國五大城市的巡迴,規模最大,共選了九類二百五十三件,為期二百五十三天,參觀人數多達四十六萬五千多人。

六○年代的文物外交,到六五年台北故宮的復院,有著強烈的現實指涉。野島剛敏銳地指出,六四年中法建交、六五年美援停止,以武力反攻大陸已不可能,同時期中國大陸正開始文化大革命,台灣因而「從武轉文」,推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宣揚中華民國在文化上的傳承,建立統治的正當性,故宮自然扮演起重要的角色。

台北故宮的興建是最好的例子。野島剛在《兩個故宮的離合:歷史翻弄下兩岸故宮的命運》一書中,詳述了這段經過。在嚴格的公開競圖中,建築師王大閎的設計脫穎而出,甚至諮詢國外建築師,都獲得一致好評,但因「高層」認為欠缺「中華元素」,王大閎又不願修改,結果改由競圖審查委員之一黃寶瑜設計,變成了今日的宮殿形式。對比於王大閎原本簡潔、前衛的風格,兩者的落差,說明了主政者對故宮使命的設定和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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