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即將出現自己的社會民主黨，然而，這裡要講的不是政黨的故事，而是理念的故事。
從去年的太陽花學運到九合一選舉，宛如火山爆發，過去被視而不見的年輕新生能量剎時釋出，首當其衝的就是台灣政治。台大政治系教授吳玉山在大選後提出一個值得觀察的現象:過去以認同(無論是族群或統獨)為分界線的台灣，現在是否經過典範轉移?這條分界線有可能位移到經濟分配嗎?
吳玉山發表論文時的比較參考點仍為國民黨和民進黨，然而，在此同時，過去兩年紛亂騷動的社會力已逐漸塵埃落定，各尋歸處，追求社會民主會是這股新力量的最終歸宿嗎?值得觀察的是，如果真的有所謂的典範轉移，藍綠兩大黨還會擔綱最佳主角嗎?還是會由下一棒來完成典範轉移這件事?亦即，經過多年的等待，台灣終於要出現自己的社會民主黨了嗎?
2010年去世的西方知名知識分子東尼．賈德(Tony Judt)在《厄運之地-給崩世代的建言》(Ill Fares the Land)一書中，談的就是社會民主的故事，精研二戰後歐洲史的賈德指出，社會民主主義一向是一種混種妥協的政治，因為，社民主義雖繼承了社會主義的後資本主義烏托邦夢想，但也認清一項現實，他們知道資本主義顯然不會在 短期內崩潰，因此，他們放棄革命的手段，並認真的接納「民主」。另一方面，資本主義也深知自己必須靠民主的保護，在雙方的磨合下，促成社會民主的30年盛世。
這顯然是不少知識分子的共識，已故的英國社會學家達倫多夫(Baron Dahrendorf)如此描述，「我們社會民主主義的共識表徵了歷史上所曾見過的最偉大的進步。如此多的人能享有如此多的人生機會，這是過去從來沒有發生過的。」
但社會民主這一套戰後共識在80年代的自由化風潮之後，可說是幾近破產，幾度物換星移，社會民主在西方早非顯學，因此，賈德宣稱，他的書是為大西洋兩岸的年輕人而寫，希望他們勇敢的追求社會民主。
年輕世代需要追求社會民主，否則，他們生來就必須背負著懸殊的貧富差距，及永難跨越的不平等；然而，從來不曾有過社會民主的台灣，在這波由年輕世代擔綱起的運動號角中，除了經濟平等的元素外，似乎更繽紛多元。如果說，從黨外到民進黨，最大的使命是推動政治民主，那麼，新時代要落實的就是社會民主，當我們完成政治上的民主後，接下來就是性別的民主，職場的民主，學校的民主，家庭中的民主。事實上，過去幾年來，從樂生、反大埔、反都更等運動都是社會民主的實踐。一直到太陽花運動爆發，台灣社會才正視這股能量。
在新舊兩種不同的進步中，表面看似接近，但仍有本質上的不同，就如賈德比較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許多自由主義者將累進課稅或公共支出視為必要的惡，而社民主義者所設想的美好社會，卻一開始就認為，為了追求一個更美好的社會，政府與公共部門必須扮演更大的角色。
換個方式說，二者都同樣致力於文化與宗教的寬容，但自由主義著重在保護個人權利，但相對的，社會民主主義者相信，為了追求集體的善而集體行動，是有可能的。
對老一輩的人而言，這幾年運動頻頻，整個社會有如過動兒，然而，正是因為年輕世代相信，他們為了追求共利或共善，必須採取集體行動，而且集體行動是可能成功的。
台灣新世代面臨的環境無疑是更艱辛的，因為，台灣在追求民主化的過程中，有太多民粹因素，台灣本土的自由主義從未真正生根；同時，過去的進步人士早已成為既得利益者，最具體的例子，就是現行的政治體制，從選制到國會議事制度，都是明顯的例子，無論藍綠兩大黨表面上如何惡鬥，他們同樣都是這套體制下的獲益者。
也許，這正是過去的社會力要入政治的主因，不論是什麼黨，社會民主要落實，終究要靠政治實踐。不論最後花落誰家，期待台灣能有真正實踐社會民主的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