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其說去法院門口，是弦子需要我們，不如說是我們需要弦子。
2022年8月10日，弦子訴朱軍案二審結果出爐，弦子宣告敗訴。北京市第一中級法院裁定，上訴人提交的證據不足以證明朱軍對其性騷擾，且一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故駁回上訴請求，維持原判。
開庭前後，弦子發布貼文和影片表示：「這一切不會沒有意義。」
身為長期關注此案的女權主義者，我想嘗試回答：弦子訴朱軍案對於中國的性騷擾倖存者和（泛）女權社群而言，為什麼重要？為什麼有那麼多人不顧「炸號」，堅持以社交帳戶為肉身為弦子傳播消息，甚至不畏警察和便衣盤查、從外地自費機票前往現場聲援？
筆者認為，之所以有這麼多群眾關注本案，並在線上線下陪伴弦子，除了因為朱軍是中國#MeToo運動裡最知名的一位被指控者（還有另一位更有權勢的被舉報者、前國務院副總理張高麗，其名字在中國是不能提起的），也和弦子的個人特質，以及中國女權運動與反性騷擾運動的多種歷史背景有關。
弦子訴朱軍案雖然敗訴，但是它已然成為了中國近代反性騷擾運動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這個歷史，也是無數受壓迫的女性一起書寫的歷史。
北京海淀法院門口，我們都是「弦子的朋友」
2018年7月26日，央視前實習生周曉璇（網名「弦子」）透過徐超（網名「@麥燒同學」）在新浪微博上發文指控：四年前她在央視實習時，曾主持多屆春晚和電視節目《藝術人生》的央視知名主持人朱軍，在化妝室性騷擾她。
相關話題立即在新浪微博衝上熱搜榜，隨後微博開始緊急刪帖。此後，《財新》、《人物》等多家媒體也採訪了弦子，引發廣泛關注。同年10月25日，弦子控告朱軍一案，由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受理。
兩年後，該案才終於開庭──2020年12月2日，弦子訴朱軍性騷擾損害責任糾紛案於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開庭。當日，上百名支持者聚集在法院門口，從中午一直等到晚上近12點。互聯網上，不知名善心人士「空投」來了數十份外賣，投餵寒冬中等待的人。
作為支持者，我在那天全程見證了丹棱街上、海淀法院門口的「盛況」：下午2點開庭之前，門口就聚集了一大批支持者，戴著口罩、舉著自己寫的支持口號。
人潮陸續聚集。有的人在朋友圈看到直播，傍晚下班後趕來；有的人在法院門口和朋友聚會等待結果，有的是附近的大學生在下課後趕來（海淀區是北京眾多高校如北大、清華所在區域）；有人事前在微信上拉了群，群友在群裡直播情況，而很多群友聽聞消息要求入群，並在群裡發紅包給現場支持者。
到了晚上，北京已經是零下幾度，但人們還是沒有散去。有人聽聞消息後，直接叫了外賣送到現場，名字寫的是「弦子的朋友」，交代快遞小哥看到一群人在那裡給她們就行。當外賣的消息傳開後，更多的人買了奶茶、手套、燒烤甚至暖暖包送到了現場，而名字寫的都是「弦子的朋友」。
儘管都是陌生人，現場100多人一下子有了共同的名字：弦子的朋友。 （相關報導： 賈選凝專欄：唐山事件後，看不見性別的社會，停不下暴力 ｜ 更多文章 ）
下午，有便衣亮出警察證件警告舉著標語的幾位戴口罩的年輕人離開這裡，否則會被拘留；幾位不認識的年輕人站在那裡一動也不動，就這樣僵持了幾分鐘，便衣離開了。臨走的時候，有人開始分發剩下的滿地的物資，甚至發給了留守的警察──附近有十多個警察，拉滿了警戒線。如此場面，有人稱之為「公民社會的烏托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