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外交部部長歐鴻鍊（2008）將其解讀為「外交人員的工作就是配合國內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建設的需要，創造良好的國際外在環境。」
民進黨執政，2005年實質突破「一個中國原則」開啟兩岸功能性議題談判；然而，同一年，國共「連胡會」簽訂「連胡公報」，從此以後一路持續到國民黨主政，國共交流平台不但角色未減，還擔負大量兩黨談判協商的功能，弱化我國政府架構內外交部門的主體性及角色，並弱化我國政府公權力及主權地位。扁政府外有對岸政權的不信任，內有國民黨逾出政府架構的兩黨交流。
馬政府上台以來，持續承認「九二共識」，模糊主權以求兩岸休兵，以「兩岸關係先於外交關係」「經貿優於主權爭議」的彈性原則，力求在實質民生上有所突破，並在國際組織參與上調整為爭取在聯合國周邊組織（如：世界民航組織ICAO，世界衛生組織大會WHA）參與，而非直接爭取聯合國席位。
經濟方面，在扁政府任期尾聲時（2007年），台灣對中國投資的官方統計金額為 99.7 億美元，已佔台灣對外投資的60.7％，產生實質的重度貿易依賴。進入馬政府時期，兩岸關係在「九二共識」下持續和緩，除我國對中經貿依賴持續加深以外，在其餘相關政策如國防等也出現模稜兩可的情況（如：要求美國國會延遲送出軍售通知，以免激怒中方），讓美方對我國未來戰略保持懷疑態度。同時，我國外交休兵後，我國主權之國際認同並未見實質提升，雖然國際組織參與活動增加，實質的主權卻不斷自我限縮；在中國國力日增及台對中貿易依賴持續加深的情況下，本已堪憂的國際地位，在飲鴆止渴的策略安排下，長期發展令人不敢樂觀。
在中國外交體系持續阻饒台灣爭取國際參與的情況下，我國仍難踏出中國所設紅線，更令人憂慮是否將陷入「溫水煮青蛙」的情境。「互賴網路帶來和平」的思維，跟「經貿實力實質併吞」是一個現狀的兩種未來想像，中國一日不放棄野心，我國就不能一廂情願，孤柱一擲於機率渺茫的假設；大多數國民尚未接受兩岸統一的願景，而融合兩岸經濟的實質統一對於我國文化、政治等層面的影響，也是國民共同憂慮的。
針對國際關係及國際經貿領域，筆者認為太陽花學運的訴求，值得我國外交及經貿談判部門深刻省思。
馬政府上台後，國家現狀已從對美扈從（Bandwagoning）幾變成對中扈從；經貿思維凌駕於傳統外交，固然反映全球性非傳統議題之增加，但扈從「敵國」，在國際仍屬前所未見。在「經貿優於主權爭議」的原則下，經濟部門在外交話語權開始超越傳統外交部門，加以傳統因素（如：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規定我國外交部門官員不得出席），「後烽火外交時期」的外交，主權原則已經鮮少正面提及，僅在海域爭議時運用向東南亞鄰國（如：2013年菲律賓槍殺漁民事件）譴責談判。面對對岸進逼，兩岸經貿互賴加深的趨勢，我國除「擱置爭議，共創雙贏」等口號以外，政府明顯缺乏應對對岸政治力滲入的對策；而理當扮演我國主權象徵，平衡現狀的外交部門現在卻淪為經濟部、陸委會等兩岸經貿談判的配合單位，大幅降低聲張主權的行動，而在國際組織獲得的短暫斬獲，不足以填補國家自我限縮主權的損失。
外交休兵並非常態，外交部門仍需警惕，隨時準備面對新的外交戰爭。過去強化與國際社會的連結作為台灣面對中國時的支持力量的戰略思考，完全被中國思考所取代（吳釗燮 2012, 邱垂正、童振源 2008）。如果明年政黨輪替，除休兵八年的外交部門能否對抗大幅增長的中國外交實力令人憂心以外，這八年下來自我限縮主權及疏離傳統盟邦美國的戰略將受到嚴厲考驗。這次我們將面臨籌碼更少，對手更強的局面。
在自由貿易浪潮中，扮演我國火車頭的外交部及經濟部擔負經貿談判的工作，目前和五個邦交國和兩個非邦交國簽定FTA，而其中新加坡占我國貿易出口比例為其中最高，然也僅達6.7％。但在自90年向對岸經貿開放以來以來，及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等開放政策的後續影響，我國勞工的平均實質薪資從1999年的47,046元一路向下跌至46,691元，倒退回15年前的水準，與我國每年的經濟成長率形成諷刺的對比。美國勞工部統計，自1995年到2008年為止，我國製造業勞工產出增加八成，但相對薪資僅增加重七％，每年通膨率平均卻達2%到2.5%（吳中書 2012），「愛拚才會贏」的神話已然破產。。劍橋經濟學家張夏准曾說：「使富人更富有，並不會使其他人也一起富有。」經濟加速開放的這些年來，我國貧富差距持續擴大，「涓滴效應」明顯未發酵。以我國家戶所得的二十分位資料來看，最高5％富裕家庭與最低5％普通家庭的年所得差距倍數，在2000年第一次政黨輪替時約在40.48倍，2008年第二次政黨輪替時上升至65.32倍，隨後持續大幅攀升至2011年的94.84倍（黃勢璋 2014）。
新自由主義對我國內政及長期稅基造成直接影響，雖然外交部門並未直接擁抱此思潮，卻已經成為打手。傾全力鋪設的自由貿易大道，反而重創我國實質經濟長期發展，更成為貧富差距擴大的元兇之一。太陽花運動裡大量強調所謂「中國因素」，然不該忘，就算對象非中國的自由貿易協定，也不代表對台灣全然利大於弊。外交部門在全球化浪潮中，持續進行著重工業輕農業的談判，加以內政部門在水資源分配等議題也貫徹此政策，在在證明這個國家在經濟層面，已經投入現實主義零和競逐的瘋狂遊戲；我國在這個競賽的策略，不是全民雨露均霑，而是捨弱扶強。
「在帝國主義時代，商人變成了政治人，並被承認為政治家；而政治家只有使用成功的商人的語言和「從全世界角度來思考」時，才會受到認真注意；這時，私人的實踐和手段才逐漸轉變為執行公共事務的規則和原則。」漢娜·鄂蘭在《集權主義的源起》裡如是說。在台灣當代社會，經貿掛帥的對外談判，服膺商業發展的原則，更隱含階級利益。衷心希望，有一天我國對外經貿談判，甚至我國政府國策能跳脫「GDP數字迷思」，回歸以整體發展為標的，以民為本的經濟目標。
「外交是內政的延伸。」列寧如是說。希望除了歐鴻鍊前部長的詮釋以外，我們能予以當代解讀；外交應當爭取國民利益，而不是少數利益，國家外交政策規劃落實專業之餘，政府必要時應適度調整，進行部門協調，讓外交談判得以反應廣大民意。
筆者以為，後太陽花時代馬政府外交作為仍受後續震盪影響，難有作為，惟兩岸貿易相關協議仍持續逼關，值得全民注意。我國對外政策深受現實主義及過去冷戰思維影響，對於國家對外關係未來發展及政策未進行主動調整，流於被動，無論扈從或平衡戰略操作都未能稱適當。我國固然是民主國家，外交政策易受政黨輪替影響，外交部門仍應規劃長期的對外策略藍圖，對掙扎於國際地位的台灣更顯重要；這不只是外交部門的獨立業務，在我國共同體想像及國家願景尚未統一的現實之下，藍圖規畫除需仰賴跨部門的統合規劃，更需下屆總統大選的候選人仔細思考評估，建構屬於台灣全體人民，能造福台灣全體人民的對外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