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法官解釋效力等同憲法，但在台灣，講句粗俗話，大法官解釋卻是個屁。
舉個例子。五年多前，大法官作出的六六五號解釋，雖未宣布刑事訴訟法之重罪羈押違憲，但這項解釋僅是合憲限縮解釋，嚴格規定羈押屬最後手段，「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或執行」，才符羈押要件。
但五年多來，即使這麼保守的這項解釋，效力卻幾近於零。檢察官與法官好像都患了「羈押強迫症」，不聲押或不裁押，就坐立難安渾身不對勁，以至於法庭內經常上演這樣的荒謬劇：第一幕，檢察官聲押，地院法官駁回。第二幕，檢察官抗告，高院發回地院更裁。第三幕，地院更裁，准予羈押。第四幕，律師抗告，結局則因個案而有不同。台北市內湖區長因涉嫌圖利罪，日前被士林地院更裁後收押禁見，就是這種荒謬劇的最新版本。
但這類荒謬劇暴露的危機是：羈押要件就像匯率一樣，經常浮動，因人、因事、因時之不同，而有不同變化，法律明確性原則蕩然無存，法律穩定性原則也被破壞殆盡，任何人都有可能是這種「浮動式羈押要件」的受害者。
更可悲的是，每遇社會矚目案件，檢察官一定膝反射聲押，法官也一定膝反射裁押，好像不如此，就難以回應民意，就違背國民法感，就可能被人罵是司法恐龍；亦即，檢察官與法官因心有所慮，法外之慮，乃不得不押。
但羈押是對人身自由的最大侵害，職掌司法權力的人，依法依理，都應有能不押則不押的基本認知，豈能浮濫到但可押則押的地步？司法為民，無可厚非，但司法媚民，一眛為了向社會交待，一眛為了符合國民法感，而視人權如草芥，錯把羈押性質，從例外變成常態，從最後手段變為最初手段，從保全性目的變成預防性甚至懲罰性目的，這樣的檢察官與法官，祇能用可悲可憐又可恨形容。
司法當然會受輿論影響，但手握司法權力的人，卻應關注於「輿論氣候」，而不能受制於「輿論天氣」，氣候是長期的趨勢，天氣卻是短暫的現象，司法官若一切唯輿論至上，看天氣辦案，與祇會看報治國的政客又有何異？
大法官作出六六五號解釋時，曾有許宗力、林子儀、許玉秀與李震山四位大法官提出部分不同意見書，對多數意見針對重罪羈押採取合憲限縮解釋，表示不予認同。其中許宗力大法官在他不同意見書中，更寫了一段非常動人的文字：
「檢察官、法官面對真實犯罪事件中層出不窮的殘忍情節，長久以往逐漸無法維持對眼前被告身而為人的尊敬，這是難以苛責的。本席若坐在那個位置上，也不敢保證內心從來不會對某些被告升起憤怒、譴責並預斷其有罪的聲音──無罪推定是高貴的憲法原則，卻始終是違反人類心理傾向的預設。但正因如此，在制度上必須一再努力抗拒滑向有罪預斷的誘惑，盡可能杜絕不當行使羈押權之空間」
「多數意見在本件聲請審議中給予本席重罪羈押寧可備而不用，也要留下一線生機的印象，重罪羈押是否將流於不當羈押的技術犯規空間，如實質地妨礙被告防禦權、或用以預先懲罰被告之惡性、滿足社會忌惡的期待等等，有待未來觀察與檢驗，本席誠願以上均係杞人憂天者的過慮之談」。
這段文字寫於五年多前，但近五年來羈押案例仍層出不窮，仍不受六六五號解釋規範，可見許宗力當初的憂心，絕非「杞人憂天者的過慮之談」。
關心人權者雖然常常感嘆，又見羈押，又見「羈押魚肉」，但若大法官解釋是個屁，一屁打過江，八風吹不動，又其奈他何？這個「他」，當然指的是那些患了「羈押強迫症」的檢察官與法官。
＊作者為世新大學客座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