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具頭骨滾到了我的腳邊。若不是一個原本裝著它的裹屍袋的拉索擋住了它，它就要碰到我的球鞋了。
在我旁邊，44歲的巴蘭（Gemma Baran）驚恐地看著，她丈夫的屍骨一塊塊地被裝進袋裏。
傑瑪五年前在這裏安葬了帕特里西奧・巴蘭（Patricio Baran），但是她現在已經租不起這塊墓地了——在人口密集的馬尼拉，窮人常常都是葬在租來的墓地裏，每塊大約200美元（164英鎊）。
但是最近，有人向她提供另一塊可給帕特里西奧的墓地——這是免費的，由當地一個教會計畫提供，名為「paghilom」，即「療傷」之意。
計畫幫助那些在慘烈的反毒戰爭中被殺人士的家屬，這場反毒行動在近年令菲律賓成為了國際頭條。帕特里西奧當時是47歲的保安警衛，在2017年7月9日被槍打死。
他在事發前一天失蹤。一個鄰居聽見三聲槍響，但是沒有看到襲擊者。警察說，帕特里西奧的屍體被發現時，旁邊有一支槍，還有一個記號寫著：「推手和強姦犯」。
但是，帕特里西奧一家卻拒絶了這個提議，他們說他從來沒有購買或者使用過毒品。傑瑪說，他曾經捲入一場土地糾紛，就在他死之前幾個星期。
她甚至懷疑，他的被殺也與之相關，但是她害怕公開地與警察說法不一。
傑瑪說，自從帕特里西奧被殺後，她一邊交租一邊撫養三個小孩，生活很艱難。她是做家居保潔為生，也依靠教會派發的食物生活：「我真的很痛苦，我不知道能為我的孩子做什麼。」
她說，也是因為她的孩子，她才沒有極力爭取調查她丈夫的死：「我真的很害怕，我保持著沉默。」
在那個陽光明媚的六月的早上，神父弗拉維・維蘭努瓦（Father Flavie Villanueva）在帕特里西奧的遺骸前祈禱，遺體被裹起來，被抬到另一處安息之地。
「我們決定啟動這個計畫，來幫助受害者的家庭重新振作，重獲新生，」維蘭努瓦神父說。他是一名天主教牧師，長期倡議對抗即將離任的總統杜特蒂（Rodrigo Duterte）的政府。
「杜特蒂下令『殺、殺、殺』，是一項國家資助下蓄意下達的指令，製造了數以千的寡婦和孤兒。這是這個總統最悲哀的遺產。」
杜特蒂的反毒戰爭
杜特蒂殘暴的禁毒行動，有其支持者。奧菲莉婭（Ofelia）說，它減少了一些「罪惡元素」。她是四個孩子的母親，生活在馬尼拉北部的賓亞漢，那個社區曾經是毒品相關犯罪的高發地。
2020年，在新冠全球大流行疫情的高峰之際，兩名蒙面的槍手越過了警察的隔離檢查站，殺死一名被指是吸毒者的人士。那個人在當地的綽號叫做「鬥牛犬」，事發地點就在奧菲莉婭家旁邊30米處。
在選舉中投票給杜特蒂的奧菲莉婭為「鬥牛犬」的死感到傷心，因為她認識他，也喜歡他。「這很痛苦。應該給他第二次機會，讓他改變，而不是這麼突然。」
但是，她也同樣支持這場運動，指出在她的街區已經不再見到有人吸毒了——雖然她說，自杜特蒂上台以來，她的生活既沒變好，也沒變差。
他的標誌性政策——所謂的「反毒戰爭（war on drugs）」——導致數以千計懷疑染有毒癮的人和販毒者在充滿爭議的警方行動中被殺。還有另外數千人被身份不明的蒙面槍手打死，這些槍手常被菲律賓媒體稱作「義務警員」。
很多人也指出，有證據顯示這場禁毒之戰附帶的後果是越來越多的警察犯罪卻不受罰——在2020年，一名休班警員被鏡頭捕捉到與鄰居爭吵之後開槍射殺對方，公眾民怨大發。他被判了終身監禁。
在我2017年來到馬尼拉之後不久，在一個晚上裏，就有32名被指是毒販的人士在名為「毒戰，雙管槍上膛」的警方行動中被殺。
很多遇害者家屬都堅稱他們的家人是無辜的——人權組織和國際社會也遣責這些暴力。
但是杜特蒂毫不動搖。他曾經吹噓說，他「樂於宰殺」菲律賓的300萬吸毒者，還錯誤地將他的反毒行動比作納粹大屠殺——隨即引來德國和猶太人組織的遣責。
杜特蒂的政府一直都對吸毒和販毒者作非人化的描述——而支持者在社交媒體上也常常稱他們做「強姦犯和殺手」，指他們活該被殺。
他的外交部長洛欽（Teodoro Locsin Junior）的一系列推文都提及了納粹的猶太人大屠殺，引發全球聲討。包括其中一條稱，菲律賓的「毒品威脅是如此之大，它需要像納粹所做的那樣，有一個最終解決方案」。
我最近問洛欽，他是否覺得納粹大屠殺和在菲律賓殺害這些所謂的吸毒販毒者之間有相似之處。
他的回答是「不」，但是他承認，警察執法存在問題：「我們在試圖改變這一點，但是我們在這中間不會容許毒品貿易掌控我們的政治生活到一個無法挽回的地方，那樣我們就會變成像中美洲一樣。」
反毒戰爭的真正死亡人數將永遠不會知道。首先，官方數字將警方行動和蒙面人開槍事件當中的死亡人數混在一起（政府稱之為調查中的死亡，或DUI），總數已經到了以萬計的規模。但是之後，政府又放棄了DUI的統計法，數字就降了下來。
官方的最大數字——2016年7月至2022年4月之間被殺的販毒和吸毒者人數——是6248，但是人權組織相信，數字可能已高達3萬。
杜特蒂曾經在一場禁毒活動中向執法者表示：「你們可能會被開槍射中。要先開槍，因為他會真的用槍指向你，然後你會死。對我來說，我不在乎人權……我會承諾全部法律責任。是我去面對那些人權（律師），不是你。」
受歡迎的政治強人
所有這些卻沒怎麼降低他的民望——在被國際社會遣責以及國際刑事法庭調查其反人類罪指控的過程中，他一直保持著高支持率。
一些人將此歸因於他在一個貧窮國家裏奉行著激進民粹主義，那裏的公眾對司法系統的信任度一直很低；另一些人則說，雖然杜特蒂的政治生涯很長，但仍然將自己塑造成一個局外人——而不是像阿基諾（Aquino）和馬科斯（Marcos，又譯馬可仕）家族那樣，統治菲律賓長達數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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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來，他一直把自己塑造成一個會「打破規矩」的「懲罰者」。他直截了當並常常顯得粗魯的用詞與菲律賓普羅大眾有共鳴，一些人甚至將他叫做或者「杜特蒂爸爸」。他的厭女式言論和對強姦帶有性別歧視意味的形容，也被他的支持者看侮是「說笑而已」。
但是，無論是他愛挑釁的個性還是他公開鼓吹暴力，都不是新鮮事。
杜特蒂在1980年代走上權力之路，當時的菲律賓仍深陷冷戰政治當中。
他1988年在南部重鎮達沃市成為市長，那裏是冒起抵抗共產主義叛亂武裝的中心，後者以警察為目標，還有其他被他們視為敵人的人。
這場被稱為「群眾起義」（Alsa Masa）的抵抗是通過武裝甚至強迫平民對抗共產主義來驅動的。一些專家相信，美國都以某種方式參與其中。因為剛剛在越戰中經歷過代價高昂的失敗的美國，一直在幫助全世界的反共產主義組織。
在被問到美國是否曾經參與支持「群眾起義」時，洛欽說：「如果他們有，那我告訴你的話，我基本上就要開槍自殺了。當時的世界很殘酷，那是一個行動就是一切的世界。現在這一點無法想象。我們現在已經不是同樣的人了。」
很多人相信，「群眾起義」是義務警察組織和所謂「敢死隊」的起源，後者是在杜特蒂治下的達沃市出現——當時的受害者常常是左派人士、政治對手和所謂的罪犯，包括吸毒和販毒者。
聯合國一項針對達沃超過1000宗殺人和失蹤事件的調查顯示與杜特蒂想著。在2016年參議院關於這些殺人事件的聽證會上，一名警方吹哨人描述一支「達沃敢死隊」如何將槍和毒品栽贓到受害人身人，以陷害他們。
不過，杜特蒂一直堅持，他從未直接下令殺人。但是在2018年，他說：「我唯一的罪就是法外處決。」
正在萎縮的民主空間
杜特蒂曾宣稱要大額投資基礎建設並放寬對外商直接投資的限制，但是全球大流行疫情以及緊隨其後的經濟衰退，窒礙了他的經濟功績。
據馬尼拉COL金融的首席資產策略師艾普莉爾・譚（April Tan）說，杜特蒂在處理經濟方面做得不錯。「他放手讓他的技術官僚做事情。稅務系統成功改革，也通過了很多措施來激這裏的營商行為。」
政府各部長也稱讚他對於菲律賓南部棉蘭老島和平協議的處理，令數百萬菲律賓穆斯林的政治自治狀況得以改善，以此換取他們放下武器。
他還禁止公眾地方吸煙，並承諾免費大學教育，改善醫療，但是現在要衡量這些動議的成敗，還為知過早。
他最大的承諾之一是打擊腐敗，包括啟動一條熱線讓民眾舉報貪腐。但是在2021年，他自己的政府面臨將數十億美元合約給予一個醫療供應商的腐敗指控。杜特蒂的回應是，禁止他的內閣成員進入調查這一問題的參議院聽證會，之後並沒有法律行動，導致批評者稱富人和權力階級免罪的慣例，在菲律賓仍然持續。
杜特蒂總統任期另一個被犧牲的東西就是言論自由。反對派領袖被監禁，批評者被針對，包括為傑瑪丈夫帕特里西奧祈禱的天主教牧師維蘭努瓦神父。他被控以煽動叛亂罪。
媒體也同樣受到壓制——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新聞網站「拉普勒」（Rappler）的聯合創始人瑪麗亞・雷沙（Maria Ressa）被控網絡誹謗罪成。她否認了這些指控，並對判決提出上訴。很多人相信，對她的指控是有政治動機，因為「拉普勒」對杜特蒂政策的報道相當尖銳。她每天還要面對鋪天蓋地的網絡批評，她說，這是意在「將你打擊到沉默」。在杜特蒂即將離任之際，「拉普勒」網站被官員下令關閉。
杜特蒂或許不算屬於某個政治王朝，但是他肯定已經開啟了一個這樣的王朝——他的女兒莎拉・杜特地-卡皮奧（Sara Duterte-Carpio）接任為副總統。她以壓倒性優勢當選，並大有可能為2028年競選總統做凖備。
杜特蒂的支持者堅稱，他的政績是值得稱道的。「杜特蒂先生留下的功績，多到你要好幾天才數得完，」他的前發言人帕內洛（Salvador Panelo）說。
他對國際刑事法庭調查義務警察殺人一事不屑一顧，表示「那是毒品集團在自相殘殺」。
但是，杜特蒂的批評者說，他的功績被暴力蒙上污點。「當你當政的時候，你只要坐在那裏就能做好事，因為事情會發生，」即將離任的國家人權委員會領導人戈麥斯-登皮特（Karen Gomez-Dumpit）說。
「那是殺人的功績，」她說，「以人權為代價的安全？那真的算是安全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