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國科會主委朱敬一發表新書，在新書中自陳借調政府的3年期間內，讓他對於科技產業有更多的了解，能跳脫一般傳統經濟學家習以為常的總體經濟學思考，從「個體」角度思考科技產業問題。他於訪談中分析過去6大新興產業發展不如預期的原因，並認為台灣需要的是產業轉型而非景氣回升，政府應積極扶植產業平台，而非迷信芝加哥學派的完全自由市場神話。
朱敬一曾多次著文諷刺奉自由市場為一切的芝加哥學派，甚至以「芝加哥鸚鵡」戲稱那些將自由貿易降稅視為經濟唯一解的學者官員，他喜歡用重貿易的「劍宗」及重產業的「氣宗」來譬喻2派對經濟發展策略持不同看法的官員，即是對台灣現行財經政策的一大反省。而政府是否該介入經濟發展、市場是否具自動恢復機制，往往是左右派不同觀點者爭論的重點，身為國內首屈一指的經濟學者，朱敬一怎麼看待此一爭論呢？
相較李國鼎時代 目前更需政府介入
朱敬一說，曾有1位台大經濟系教授表示「從來沒有產業政策」，由於產業政策指的是政府對產業有主導性的影響力，該名教授可能會認為「幹嘛要政府去弄？市場就能決定一切。」朱敬一認為，這是由於極端的芝加哥學派尚未了解現存的創新經濟，由於創新經濟是1990年後才興起的理論架構，1990年就讀完博士學位的學者可能不懂此一架構。對朱敬一來說，這個時代要發展產業，遠比過去創造經濟奇蹟的李國鼎時代更需要政府介入。
朱敬一舉出為何產業發展需要政府介入的3大理由。首先，他指出在經濟學上，政府介入的條件不外乎外部性及公共財或準公共財，而他所談的政府介入產業指的是介入「產業平台」，對於很多研究者來說，如果沒有平台，即使有新的研究成果也不想繼續推下去，但如果有一個整合的平台可供發表，才能提高研發者意願，因此產業平台符合外部性公共財的概念，需要政府介入支持。
另外2點則是大環境的變動，分別是創新知識經濟大發揚及全球化。「現在的環境和李國鼎那時候有一點不同」，朱敬一認為目前台灣已走向創新經濟的時代，不同於過往的報酬遞減，創新經濟是一個「報酬遞增」的時代。朱敬一說，傳統的報酬遞減模式，只要有本事的人最後一定能跑到前面，但在現在報酬遞增模式下，沒本事的人只要先出發，就會一直在前面，因此「時效」非常重要，不能只等著市場去解決，否則到時候台灣的優勢都沒了；而全球化是另一個重大因素，在全球化之下，政府再不動廠商就跑了，到時候就看機會到底是要給我們這裡的創投還是給對岸的馬雲。
改變既得利益簡單 改變既定思想難
朱敬一也以過去劉兆玄時期推動的6大新興產業做說明，他舉過去曾試圖推動「醫療照護」產業，透過大量醫病數據建出遠距照護的操作模式，但最後卻因衛生署害怕違反個資法被告，僅願提供「部分數據」而失敗。他認為，「操盤者」是推動產業成敗的關鍵，推動產業需要1個負責的人，「他要把這個思想內化成自己的，他要幾乎比所有人都懂」，只有在操盤者通盤了解政策內容的情況下，才能一一化解阻力。他也批評現在許多政策往往都是由幕僚製作簡報，首長僅僅擔任報告簡報的角色而已，對於政策不了解，推動政策自然容易失敗。
經濟學家凱因斯曾說「In the long run, we all die.」朱敬一屢次引用此句說明如果政府不介入，台灣產業必定死路一條；同時，他也引了凱因斯的另一條名言「Soon or late, it is ideas, not vested interests(既得利益), which are dangerous for good or evil.」說明最難改變的並非既有利益而是既有觀念，由於目前只重市場不重產業的「劍宗」過於「猖獗」，他的文章往往偏重「氣宗」的原因就是希望能徹底改變台灣財經官員的既有觀念，不要再將市場機制視為解決悶經濟的唯一解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