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萬血汗外籍看護工 撐起台灣長照半邊天

午餐時間，一群輪廓深邃、膚色較深的年輕女子共享著桌上一袋袋飄散著陌生香氣的食物，嘰嘰喳喳地用周遭人聽不懂的語言聊著天，就像一群高中女生；而在另一邊，幾位白髮蒼蒼、坐著輪椅的老人圍坐一張大方桌，桌上盡是湯麵、粄條等食物，老人們有一搭沒一搭地閒談著，老少兩組人馬彷彿各自開著一場同樂會。幾分鐘後，門口停了一輛復康巴士，司機喊著某個名字，其中一位女子隨即喊著「阿公」，並推一位老人到門口搭車，司機一邊招呼老人上車，一邊打趣地對女子說，「你明明是從印尼來的！不要騙我從菲律賓來！」3人的互動中明確感受到彼此的默契及融洽。

2008年迄今 外籍看護工暴增5萬人

這是台北市某醫院復健部的午間時光，卻也像是整個台灣照護體系的縮影。從2008年政府推動「長照十年計畫」至今，外籍看護工人數不僅未如原先規劃地逐年遞減，反而從2008年的16萬人暴增至21萬多，增長速度遠大於政府其餘照護服務增長幅度，外籍看護工儼然已成為台灣社會家庭照顧者之外的長照主力。

儘管外籍看護工已是台灣不可或缺的照護主力，但各黨的長照政策從財源吵到服務人力、社區化，「外籍看護工」一詞往往僅在背景介紹時匆匆帶過，沒人去談如何保障她們的勞動權益，似乎也沒人在乎，只有在逃跑、虐待受照顧者或被虐待等社會案件發生時，偶爾佔上新聞版面；21萬外籍看護工像極了英文諺語中那頭「房間裡的大象」（Elephant in the room），明明每個人都看見了，卻撇過頭去裝作沒看到。

【案例1】陪阿嬤走最後一程 卻連葬禮都無法參加

來自菲律賓的Shane（化名）說著一口流利的中文。遇見她時，她照顧的「阿嬤」才剛去世1個禮拜，Shane住到移工團體的庇護中心準備接受轉介，每當談起阿嬤時，她望向遠方的雙眼總有些濕潤，嘴裡不斷念著「a-má…我想念妳…請妳出現在我的夢中…」，不知情的人看了或許會以為她是阿嬤的親生女兒。

Shane來台灣5年了，她說自己最早被送去屏東當「illegal」（非法）的農工，每天要收成幾十公斤的玉米，但當時的雇主及仲介禁止Shane擁有手機，家人因無法聯絡上Shane而相當緊張，Shane也只能趁著空暇時間去超商打電話向家人報平安，直到有一天，Shane向到農場買東西的移工借了手機，連絡上在台北工作的移工朋友，才知道可以以跟勞工局告發做為籌碼，要求仲介將自己轉為合法移工。

命運多舛 曾當過非法農工 也遇過兇惡雇主

隨後，曾在菲律賓擔任幼教老師的Shane轉為家庭看護工，到桃園照顧一位「阿公」。她說，那個家裡只有阿公和阿公的兒子，阿公可以走路也可以洗衣服，因此Shane主要的工作內容為打掃及煮飯。阿公的兒子就是Shane的雇主，Shane以「老闆」稱呼他，「我的老闆很兇，他沒有太太，晚上我睡覺他就會罵，時常把我叫起來，晚上我很怕他要敲我的門，我很怕、很緊張、我大叫…」。在持續的精神耗弱下，Shane最後求助於移工團體而換了雇主，輾轉來到上一個阿嬤家。

「阿嬤總是smiling（笑笑的），她從來不會對子女做出什麼要求，她總是在大家的後面微笑著…。」Shane描述阿嬤的語氣和述說前幾段工作經驗完全不同，溫柔地像在回憶一件童年往事般。

Shane說阿嬤有3個女兒及1個兒子，還有一個「阿公」住在安養院，而Shane的老闆就是其中一位不住台北的女兒，由於阿嬤的子女都沒跟阿嬤住在一起，家裡剩下Shane照顧阿嬤的日常起居。

相互陪伴 阿嬤甚至一同參加移工抗議活動

「阿嬤的生活就是阿公，阿公的生活就是阿嬤。」Shane說，「看阿公」是阿嬤每天最重要的事情。每天早上6點，Shane便起床打掃家裡，9點餵阿嬤吃早飯、吃藥，然後到了下午3點，Shane便會幫阿嬤換好衣服、帶上阿公最喜歡的咖啡去安養院探視阿公，並幫阿公擦澡及按摩，接著才跟阿嬤一起回家。在吃過Shane準備的晚餐後，有時阿嬤會跟Shane共用一個杯子喝點小酒，接著Shane幫阿嬤洗澡按摩，10點再給一次藥後，2人分別就寢，結束這一起出門、一起吃飯、相互陪伴的一天。

Shane說，阿嬤就寢後自己也能回房間休息，但擔心阿嬤有時半夜會有什麼特別需求，因此她還是會把門打開，以方便隨時聽到阿嬤的呼喊。

因為阿嬤的子女大部分都很忙，少有機會回來長時間照顧阿嬤，唯一陪在阿嬤身邊的Shane也必須全年無休。Shane說，當然也會有想要自己外出的休息時間，「可是如果我不跟阿嬤講我去哪裡了，她一定會很擔心」，所以Shane如果要出門，好比有時候教堂會有彌撒或其他活動，她一定會事先跟阿嬤報備，有時阿嬤也會陪著Shane一起去教堂；此外，不同於許多雇主擔憂家中的外籍看護工出外交朋友會「變壞」，阿嬤不僅不會禁止Shane出門參加移工活動，甚至還時常陪著Shane出席相關陳情抗議活動。

Shane說，某次移工團體要去立法院抗議「取消移工工作3年免回國」的修法行動，阿嬤聽到後，以為Shane馬上就要被送回菲律賓了，緊張地說自己絕對不要Shane走，並非常積極地表示也要一起參加抗議，Shane一邊說著一邊用手機打開當時的新聞畫面，只見佔據畫面一小角的阿嬤撐著一把傘、靜靜地坐在輪椅上，臉上始終掛著微笑，平靜地好像一尊和氣的大佛；Shane一提起當時的場景忍不住又紅了眼眶，她指著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牆上各個移工聚會相片中平靜如佛陀的阿嬤，有點驕傲地說，「這個就是我的阿嬤，So many unforgettable moments with 阿嬤（好多和阿嬤一起的難忘時刻）！」

「阿嬤把我當女兒」 期待夢中再重逢

「阿嬤真的把我當成自己的女兒…。」由於兒女長期不在身邊，Shane成為阿嬤最信賴的人，阿嬤只要碰到家族或兒女間的問題都會跟她說，聽到Shane被某個女兒欺負了還安慰Shane，「不要理她，她又不在我們身邊」。在阿嬤過世的前幾天，阿嬤甚至還給了Shane一支禮儀社的電話，告訴她「如果我怎麼了，請你幫我打這支電話」。

因此，子女對阿嬤的不聞不問令Shane非常難受。Shane回憶起阿嬤走的那一天，她陪著不斷喘氣、身體極度不適的阿嬤前往醫院就診，由於Shane的雇主不在台北而來不及趕來，先到的是阿嬤另外2個女兒；2個女兒到醫院後，連一句問候阿嬤的話都沒有，只是不斷討論著醫藥費是多少，而在阿嬤過世後，眾多兒女討論著財產問題，Shane的雇主也無暇顧及當初答應要讓Shane參加喪禮的承諾，便將Shane送走；就這樣，Shane雖然是陪著阿嬤走過生命最後一段旅程的人，卻也是唯一無法出席葬禮的那一位。

「我的阿嬤最可愛了，她是最好的母親及朋友，也是我在台灣最難忘的回憶，我不知道未來還有沒有辦法再遇到這麼好的人了…，但我請求上帝，讓我再見到阿嬤一次，即使是在夢裡…。」訪問的最終，Shane的眼眶又濕了，但她仍不忘再一次祈禱，許下能與阿嬤重逢的心願。

雖然Shane與阿嬤的關係早已超越了單純的僱傭關係，相互理解跟依賴的程度甚至超乎原先的家庭聯繫，但並不是所有雇主及外籍看護工間皆能如此和睦的相處，不能溝通、相互折磨者也大有人在。

【案例2】放下老家的小女兒 遠赴異鄉照顧語言不通的爺爺

走進某醫院復健部的水療區，老人在池子中接受復健治療，池邊坐了些許家屬及看護，眾人中最引人注意的是菲律賓籍看護工Mary（化名），她在池邊滑著手機，嘴邊不時發出嘖嘖聲，看起來有些無聊又有些焦躁不耐煩。

「你好？」

「Sorry, I can’t speak Chinese.」

試探性地打過招呼後，Mary有些防備性地說她不會講中文，不過一旦換成英文交談後，Mary放鬆不少，甚至拿著手機問怎麼在臉書上發布她2歲女兒的照片， 照片中的小女孩褐膚捲髮，有著一雙不容忽視的美麗大眼，Mary每看照片一次就笑一次，眼底是無盡的溫柔。

Mary說自己來自菲律賓，有2個女兒，最小的才2歲，來這裡是為了照顧「yé yé」（爺爺），她一邊說一邊看向池中一位高大但行動卻有些遲緩的老人，示意那就是她照顧的「爺爺」。

即使不懂中文 「但一聽就知道爺爺在生氣」

「爺爺已經93歲了，他常常會生氣就會開始blablabla」，她用一連串的狀聲詞生動地描述老人生氣的模樣。

「那你聽得懂爺爺在唸什麼嗎？」想起Mary說她不諳中文，忍不住追問。

「聽不懂啊！但我一聽就知道他在生氣，反正一下就過去了。」她撇了撇頭，顯出一副不在乎的樣子。

「那你平常有假日嗎？」

「沒有」，她無奈地搖搖頭，「這要看情況啦，大部分沒辦法，我很多朋友也都沒有固定假日啊。」

還來不及跟Mary聊更多照顧爺爺的情形，池裡的老人吆喝了一聲，Mary馬上緊張地拿著浴巾迎上去，一邊回頭示意她要去工作了，就這樣結束了這一次的短暫對話。離開前看著她協助爺爺上岸的身影，忍不住思索著爺爺要怎麼跟她表達自己需要什麼照顧，她又該怎麼跟爺爺表示自己的情緒呢？另一方面，如果聘用Mary照顧爺爺是建立在「母職」的想像上，那麼誰來照顧菲律賓那個捲髮大眼的小女孩呢？

「外勞不能自由轉換雇主」 影響僱傭雙方權益

「你說有沒有很好的外勞？當然有啊！有沒有很壞的外勞？當然也有啊，就像有很好的雇主也有很壞的雇主，每個人的狀態都不一樣嘛！所以你才需要一個規範去訂定一個好的遊戲規則，不管你碰到怎樣的雇主或怎樣的外勞，雙方都能有合理的遊戲規則，保障彼此的權益。」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理事長陳素香說。

由於TIWA致力於幫移工爭取權益，因此時常招致本國人「怎麼不幫自己人」的批評甚至辱罵，但對陳素香來說，每個人的基本權益都應該受到保障，而不是依照種族或國籍的不同而有兩套標準。她說，像是目前「外勞不能自由轉換雇主」的規定，雖然是為了避免粗重工作沒人做、雇主能有一個穩定的勞動者而訂立，但這個規定不僅讓外勞無法成為現代自由勞工，嚴重剝奪移工人權，同時也綁住了雇主的權限，「假如雇主請到一個很糟的外勞卻無法解雇，那不是也很無辜嗎？」

薪資低於基本工資 睡眠不足壓力大到精神耗弱

由於目前外籍看護工不受《勞基法》保障，因此她們並不像一般勞工能領取20008元的基本工資，長久以來月薪都維持在15840，雖然前一陣子在印尼、菲律賓政府的積極談判之下調升至17000元，仍離基本工資有一小段距離，而對外籍看護工來說，最嚴重的問題可能在於「無法休假」。

陳素香表示，外籍看護工普遍都面臨「睡眠不足」的問題。由於照顧失能老人是非常繁重的工作，如果要確保老人家不長褥瘡，可能需要2個小時翻身一次，因此看護工一個晚上可能就需要起來好幾次照顧病人，加上住所即工作場合，公私領域無法分割開來，有些看護工被要求「全年無休」，身處長期的巨大壓力之下，看護工容易發生精神耗弱，出現幻聽、幻覺，甚至精神分裂。陳素香表示，過去庇護中心就曾安置過4位精神分裂的移工，有的半夜會跑出門、有的會將相片中的人像挖去眼睛，而這些年輕的移工養好病後往往也無法繼續在台工作了，最後都只能被送回本國。

陳素香邊說邊為這些年輕勞動力感到惋惜及不值，她認為台灣對於外勞的態度一直都是「邊用邊嫌」，雖然時常嫌棄外勞服務不好，但在政府開放個人家庭聘僱外勞的情況下，一般家庭基於外勞便宜、24小時隨侍在側的特性，仍寧願選擇聘用外勞，而目前該計畫規定聘用外籍看護工者就不能申請長照服務，也導致使用政府長照服務的人少，相關的長照服務更難長出來，造成「長照十年計畫」推行成效不佳，但藍綠兩黨在提長照政策時卻又往往刻意迴避這塊，不去討論如何解決家庭過度依賴外勞的問題。

勞團：外勞納入政府長照體系 由機構聘僱外勞

那解方是什麼呢？陳素香認為，最好的方法應該是把外勞也納入政府的長照服務體系中，由機構聘僱外勞，再由機構將外勞派至各個家庭，讓外勞至少能享有《勞基法》對勞工的基本保障，也能解決目前照顧人力不足的問題。她認為，目前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的「走動式服務」以月薪聘僱照服員再發派任務，便是一項適合外籍看護的實驗，她也期待若此服務發展成功，能作為將來長照體系使用外勞的主要方案。

對於外勞議題，規劃及執行長照政策的學者都坦言「很難處理」。擔任政務委員期間執行「長照十年計畫」的台大社會系教授薛承泰表示，機構聘僱外勞的部分已明訂於《長照服務法》中，不論本國籍或外國籍只要通過培訓皆能取得相關證照，目前應思考的是目前使用外籍看護工的21萬家庭應如何銜接；而規劃「長照十年計畫」的台大社工系教授林萬億則認為，目前應積極提升長照服務量，才能逐步減少個別家庭對移工的依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