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嘉君觀點：一個飛黃騰達的爪耙子

民進黨立委黃國書經檔案比對被認出是抓耙仔後，坦承做了國民黨的線民監視朋友與同志，他辯解的說辭為：「政治就是這樣，感謝給我工作機會。」然後他宣布繼續擔任立委，但退出民進黨，退出下一屆選舉。

作為白色恐怖歷史研究者，我等待這個時刻到來很久了，只是萬萬沒想到爪耙子會用如此蠻橫的方式拒絕懺悔。黃國書立委這樣的態度使我陷入一個困境，該是要降低我們對世人的道德與事非標準，用悲觀的方式接受一個再沒有評判標準的社會，還是要秉持在黃國書此類人眼裡可能是天馬行空的、傳統的是非觀念面對來面對思想的墮落？

不過就是服從並支持強權

讓我們想想當一個爪耙子說「政治就是這樣」時，「這樣」指的是什麼呢，應該是雙手一攤輕鬆地過著無須秉著良心的日子，心裏想著誰不是如此呢，不過就是服從並支持強權。

對我而言，真正的危險不在黃國書這個爪耙子個人的道德敗壞，而是這樣的可能性：在他說詞的渲染下，對他的懦弱產生同情，進而犧牲自己的是非觀念，避而不敢深思的台灣人民。

也許這不是說詞，反而是黃國書的肺腑之言。打從一開始，他的心裡就沒有掙扎，在自身利益的面前，背叛朋友不是一個選擇，而是一個應然。讓我們想想當一個爪耙子說「政治就是這樣」時，「這樣」指的是什麼呢，應該是雙手一攤輕鬆地過著無須秉著良心的日子，心裏想著誰不是如此呢，不過就是服從並支持強權。

這剛好與一種人形成強烈的對比，那些認為「政治不該是這樣的」，並為此在監獄裡受苦，在刑場上獻身的政治良心犯。人類悠悠的歷史裡，任何一個時代都需要這種秉著良心為時代點燈的人。

羅馬時代的史學家塔西佗這樣描寫：「局勢非常惡劣，使得美德會帶來最確定的毀滅。皇帝為告密者提供巨額的獎金，以追蹤他們所擔心的人。」這種時候一個抱著「政治就是這樣」姿態的人，往往能夠飛黃騰達。歷史稱此為恐怖時代，因為「政治不是兒戲，在政治中，服從就等於支持」（漢娜鄂蘭）。台灣恐怖時代的罪魁禍首當然是兩位蔣總統，但這是一場互相配合的演出，不能沒有源源不絕的效忠服從的台灣人爪耙子。

怎能用如此輕挑的方式去定義勇氣？

台灣的民主與自由，是眾多政治犯，與死刑犯用生命替我們換得而來的，這點不用爭論。既然如此，我們怎麼可以用如此輕挑的方式去定義勇氣？怎麼可以去同理一個不願反省的告密者？

面對這個得到促轉會正字標記的爪耙子，社會上竟有人「讚許」黃國書的坦白「承認」，有人甚至向他「致敬」。我們都知道死不承認叫硬拗，所以承認自己做過的事也只是剛好而已。這種事再怎麼樣都是與勇氣無關的。難道台灣歷經了四百多年來的外來統治的蹂躪，已經不知道勇氣是什麼了嗎？ （相關報導： 觀點投書：偽善的循環─有罪沒罪這一班都是好寶寶 ｜ 更多文章 ）

然而正是在我們經歷最慘痛的壓迫時，最可貴的力量才會被彰顯。是誰把在我們當中最可愛的人送上刑場？是國民黨，也是爪耙子。台灣的民主與自由，是眾多政治犯，與死刑犯用生命替我們換得而來的，這點不用爭論。既然如此，我們怎麼可以用如此輕挑的方式去定義勇氣？怎麼可以去同理一個不願反省的告密者？轉型正義不是忘恩負義。

二次世界戰結束之後，國民黨政權來到台灣。作為外來統治政權，毫無疑問地他的權力基礎始於一場軍事暴力鎮壓的二二八大屠殺，接著是漫長且恐怖的高壓統治和肅清異己的殘酷過程，就這樣他才一步步穩固其作為少數統治的政權，這個長達半個世紀的時代我們稱之為白色恐怖統治。

不可否認地，為數龐大，生生不息又努力配合的爪耙子，為這個恐怖統治打下了長壽的堅實基礎。這個專制的國民黨可是一直活到了2000年才下台，而最後一個國民黨的掌權者是台灣人李登輝。生活在其中，我們領受了無數抓耙子的無恥卑鄙，我們承受住多少特務的嚴刑拷打，我們被判處了多少年的監禁，又有多少個我們被處以死刑……沒有人對這些是陌生的，只要你與你的父祖曾活在那個時代，成長的過程自然有人提醒著你，也許是你的父母，你的親戚，你的師長，你的朋友同學，或是就你身邊的爪耙子。

可是別忘了，同樣生活在其中的還有其他人，那些監視我們的人，告發我們的人，密報我們的人，管理我們的人，出賣我們的人，執行冷酷公務的人，例行公務的官僚，那些眼線，那些大嘴巴，當然還有那些不管時局如何都一心想要趨炎附勢追求飛黃騰達的成功人士。唯有全員到齊才拼湊成一個完整的白色恐怖。真正恐怖的是，當這樣的統治機器開始運轉，除了極少數的反抗者，多數人在自己長長的一生中，有人先是加害者又成為受害者，有人先是受害者又成為加害者，在恐怖的迷霧裡常常迷路了，甚至搞丟了自己。

爪耙子絕對多過於正直的人

在白色恐怖的時代，有領錢沒領錢，有意識或無意識的，主動的被動的爪耙子絕對常常多過於正直的人。

2000年政黨輪替之後，歷史真相與轉型正義一直是那些當初為了理想與美德而生活在苦難中的人民心中最殷切的盼望。我也理解，對那些曾為獨裁政權提供有償或無償服務的那些人來說，毋寧希望這一些都不為人知神不知鬼不覺地消失無影最好，不然也得讓歷史真相的討論避重就輕，讓各式各樣的轉型正義紀念活動流於形式，讓能夠揭露真相的國家檔案深鎖在地獄就好。這種心態不難想像。

台灣沒有在2000年第一時間展開「轉型正義」確實匪夷所思，都令人懷疑起政權到底是移轉了還是巧妙地延續了？畢竟，台灣白色恐怖統治在世界近代恐怖統治的歷史裡最重要的特點，不在其血腥、殘暴或者死亡數量驚人，而在於其令所有人折磨的長度橫跨好幾個世代，光是國民黨的軍事戒嚴統治就長達38年，若以1945年算起到2000年，就是超過了半個世紀的特務統治，有好幾代人活在裡頭。 （相關報導： 觀點投書：偽善的循環─有罪沒罪這一班都是好寶寶 ｜ 更多文章 ）

特務統治對掌權者說來，是如何運作特務機構與培訓足夠的特務人員，吸收運用足夠的線民以鞏固政權；另一方面對人民來說，是要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人還是爪耙子的內心掙扎考驗，如果不想當抓耙子，便要培養如何與長官周旋的功力，或是要如何辨明身邊的人誰是抓耙子的功夫，或是乾脆把每一個身邊的人都假設為爪耙子那樣地活下去，或者隨時準備付出代價。在白色恐怖的時代，有領錢沒領錢，有意識或無意識的，主動的被動的爪耙子絕對常常多過於正直的人，正是其恐怖之處。對監牢裡的良心犯來說，爪耙子是一群打不死的蟑螂，是權力的奴隸。

1980年我童年的最後一年，蔣經國政權特別選在二二八這一天殺害林義雄全家，一來威嚇蠢蠢欲動的異議人士，二來恐嚇所有腦海住著二二八的人，當時確實讓台灣社會陷入動盪不安，所幸隨之而來的美麗島軍法大審判，施明德瀟灑與壯烈的表現震撼人心，他視死如歸的氣勢，為了給他心目中所敬佩的不為人知的台灣烈士一個交代，也為了給所有膽怯活著的台灣人壯壯膽。這一劑強心針打下去，情勢終於出現反轉的訊號，台灣社會人心澎湃。政治審判從此再不可能是秘密審判，政治犯不再是過街老鼠，台灣社會開始關注他們。而后也確實沒有再判過死刑。

台灣最後的政治死刑犯終結在一個自稱我是真匪諜的滑稽爪耙子叫做吳泰安。這很荒謬，政治死刑犯在這案子裡與爪耙子是同一個人。我認為吳泰安家屬應該領補償金，因為那也是不當審判。但我認爲他不配被稱為政治犯或受害者。

不是黃國書，也一定還有另一個

台灣人給告密者、線民和臥底這些不同類型的間諜取了這一個傳神的黑話，必定是有相當體會的，誰都知道不是身邊的人或不被信任的人沒有當爪耙子的能力，因為抓不到癢處。

美麗島事件之後直到我青少年和大學生活的那個年代，爪耙子依舊非常盛行，但相對已經沒有那麼肅殺危險，我當時認為反抗必須付的代價就是「被退學」、「被逮補」、「不能出國」和以後可能「找不到工作」，可實際上都沒有發生。到了後美麗島時代，既使不幸付出這些微小的代價，基本上很快就能兌現成豐厚的政治資產。

我這樣說，是相對於20世紀80年代之前，那些龐大的不為人知悲慘一生的政治受難者。我個人微不足道的經驗是當老師、教官、班長或太熱心的同學找你談話，特別熱忱地關心你，或對著你關心別的同學，想打探些什麼，若是你卸下心防，過度熱情地說個不停，難保沒有被記錄下來繳了上去。

今天出現一個新潮流長期投注資源支持的黃國書是爪耙子，是一個歷史必然，不是黃國書，也會是另一個新潮流內部的人，也一定還有另一個，絕對不會沒有。其實這正是為何民進黨在政治上主張要推動轉型正義的前提，不是嗎？

特務統治是一個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事實，特務統治有多扭曲人性和變態，也是大家的有共識的，不是嗎？怎麼一些學運朋友、我以為不可能對爪耙子沒有歷史概念的人，看了自己的檔案，或者面對一個真實的爪耙子出現時，如此「震驚」呢。表現得像個裝清澀的情場老手。我希望他們的震驚應該是表演給網民看的而已，我可以理解現在po文都需要一種語不驚人死不休的調調兒，否則沒有點閱率。但他們應該不至於以為爪耙子會是陌生人吧！當年他們可不是這樣想的。 （相關報導： 觀點投書：偽善的循環─有罪沒罪這一班都是好寶寶 ｜ 更多文章 ）

台灣人給告密者、線民和臥底這些不同類型的間諜取了這一個傳神的黑話，必定是有相當體會的，誰都知道不是身邊的人或不被信任的人沒有當爪耙子的能力，因為抓不到癢處。如果美麗島政團、黨外組織、民進黨、學運團體認爲自己是國民黨夠格的反對者，那麼爪耙子當然遍布於我們之中，而且敵人鐵定希望爪耙子打入越高層越核心越好。

政治犯長期忍受被檔案局的壞臉色欺凌

真正的反抗者，真正付出一生的青春與血汗的工作者，沒有妥協，只有堅持；沒有冤屈，只有理想，反而不用轉型正義了，是嗎？

馬英九就算是一個國民黨的職業學生，他做的報告任何時候看來應該都不痛不癢，因為就憑他是個外省人，根本很難打入海外台獨圈圈，更不可能像王幸男一樣有辦法在被逮補後立刻自請做內線，鉅細彌遺地提供情資如台獨聯盟張燦鍙主席家的細節描述，台獨聯盟在世界各地的組織體系等等，以換取免死。判刑坐牢之後難免成為國民黨在綠島監獄運用來監視其他政治犯的爪耙子，以剃鬍子外役的身分接近美麗島事件政治犯施明德。出獄後呢？繼續以台獨戰士和政治犯身分在政治圈尋求工作機會。他成為爪耙子的理由比遠比黃國書「不得已」多了。

這幾年，我都以為轉型正義是一個專門為黨外世代和野百合世代的監視情報檔案特別開放的機關呢。這一群人正在人生的巔峰，一生沒有受過像樣的政治苦難，甚至連委屈都稱不上吧，做為後美麗島時代的黨外，後解嚴時期的野百合，被監視一下又怎樣，誰是你的爪耙子又怎樣，被我們罵到臭頭的特務統治難道不應該對我們這樣做嗎？結果有害我們去坐牢，有人家破人亡妻離子散嗎？

我不是反對你們受邀閱覽特務跟監資料。但歷史有先後順序，事有輕重緩急，人有生老病死，這些蹲在牢獄裡度過青春歲月存活下來的人，若還活著都離墳墓不遠了啊。你們權大勢大關係好，檔案直接攤在你們面前，也不用長期忍受被檔案局局長林秋燕後母般的壞臉色欺凌，幾年前我們和張燦鍙主席一起去檔案局，就是這般不堪的待遇。

檔案局這個對我而言比頂新更黑心的機關，專愛欺負政治犯，專給政治犯閱覽東遮西遮以至於失去意義的空心檔案。這麼多年了，我想民進黨統治下的國家，應該是沒有把還活著的台獨聯盟主席張燦鍙，和坐牢25年的政治犯施明德「包括」在轉型正義的對象之中吧。像他們這種真正的反抗者，真正付出一生的青春與血汗的工作者，沒有妥協，只有堅持；沒有冤屈，只有理想，反而不用轉型正義了，是嗎？民進黨真要淺薄到，誰接近權力，歷史就做到哪，標準的收割型史觀，黨在這一點上風格倒是始終如一。正在書寫回憶錄的老政治犯施明德，對著我苦笑說：「我那些當官的朋友可以看檔案，我卻不准看檔案。是要等到我死囉，到時陣你要記得召魂帶我一起去看。」

痛苦本身就是真相

就像我們本來就知道林宅血案的兇手是誰，只是國家機器迫使真相不得被清楚地言說，這樣的壓抑，使得所有人都無法釋懷，不管他是站在哪一個立場。

任何經過恐怖統治的傷痕社會，在體制變革之後，都需要公開歷史真相，讓正義降臨人間，唯有真相才能撫慰受苦的人，化解人與人在恐怖統治之中的不堪、不解與仇恨。否則仇恨像成群的幽靈老鷹一直盤旋在新時代的上空，等待一朵烏雲下起一場令人難受的腥風血雨──就像此時此刻。 （相關報導： 觀點投書：偽善的循環─有罪沒罪這一班都是好寶寶 ｜ 更多文章 ）

自古以來真正受苦的人都知道真相，痛苦本身就是真相，旁觀者有時難以靠近。當1980年二二八那天，刀子刺入林義雄先生的母親和女兒身上時，全台灣心中對1947年的二二八大屠殺依然歷歷在目的人，在二二八屠殺中失去親人後一輩子被嚴密監視的人，秘密地聽過流傳中的二二八慘劇的人，沒有人不痛苦，痛苦使人思考，痛苦使我們得知真相：我們都知道這不是一個懸案。真相無比清晰地銘刻在他們心中，證據也不能說得更精確，法律也無置喙的餘地，殺手只是一顆螺絲釘，因為任何頭腦能運作的人就會判斷沒有第二種可能。

轉型正義要做的事情，不是用冰冷的證據逼迫別人相信，而是要用誠懇的方式，把難以面對的真相放在原來對立的雙方之間。真相跟爆料是不同性質的東西。就像我們本來就知道林宅血案的兇手是誰，只是國家機器迫使真相不得被清楚地言說，這樣的壓抑，使得所有人都無法釋懷，不管他是站在哪一個立場。要能把真實的情節好好說清楚，讓那些屈服在統治者那一方生存的人能夠想像、理解並接受歷史真相。

如何讓那些第一時間以為這只是一樁不幸的滅門血案的冷漠大眾，現在能夠重獲感受力，認知到這是一樁由統治者發動的政治性謀殺；首先他們必須重新認識那個時代的由來與風貌，因為他們沒有經歷過二二八的血腥，因為他們對我們所領略的恐怖沒有同理能力，他們那一類人徜徉在與我們同時代的平行時空裡，冷漠互不相干，他們也有他們的苦衷與不安，他們有他們不幸的離鄉背井故事，但與我們的不同。

接著下來1981年的陳文成命案也是一樣的道理。真相明明白白就是警備總部失手刑求致死然後編造證據證人偽裝成跳樓自殺的典型案子，這更不可能是懸案，誰在警備總部裡偵訊陳文成不可能沒有紀錄。國民黨特務死不認，當作是懸案，可以理解。民進黨接掌政權，也不將真相公告，就令人費解。40年過去，到底為何要維護恐怖時代的特務體制和爪耙子叛徒到何種地步呢？難道懸案一直讓懸在半空中，好對著新的選民吐出新的仇恨來吸票嗎？對歷來兩黨的統治者的競選與統治都比較有利嗎？

國民黨比爪耙子黃國書更尷尬

面對過去，國民黨的道歉永遠看起來是迫於情勢虛偽地表現禮貌，一轉頭又經常性地繼續崇敬、祭拜和維護恐怖統治獨裁者兩蔣，在我看來這根本是精神分裂。

人類歷史的真相常常並不是有證據可以證明的，常常必須是一種智慧與勇氣的判斷。證據並不可靠，自古以來編造證據之事經常發生，它其實正是恐怖統治的重要手段之一，就叫作羅織入罪。

面對兩蔣獨裁恐怖統治的暗黑的歷史，國民黨其實比爪耙子黃國書更尷尬，更沒有反省，才會一發言總是荒腔走板。就像朱立倫，連台灣民主化在他嘴裡也成了經國先生的政績。國民黨離第一次下台都20年了，絲毫沒有對恐怖統治的過去真切地反省，更沒有與時俱進對台灣展現出愛國心。

面對過去，國民黨的道歉永遠看起來是迫於情勢虛偽地表現禮貌，一轉頭又經常性地繼續崇敬、祭拜和維護恐怖統治獨裁者兩蔣，在我看來這根本是精神分裂──一邊要講民主、自由、人權，一邊又要崇拜用殘酷手段整肅異己，殺人、關人、凌虐人的蔣介石與蔣經國。看在許許多多國民黨鐵蹄下犧牲的人眼裡，情何以堪，教人如何是好。若國民黨玩這兩面手法，就為了掙選票，也太沒格調了，與當年的特務統治的兩面手法如出一徹。 （相關報導： 觀點投書：偽善的循環─有罪沒罪這一班都是好寶寶 ｜ 更多文章 ）

這次風波之中，我最氣憤的是聞到一股「歷史燒焦味」。柯文哲不倫不類地拿曹操官渡之戰後，燒毀所有軍營裡有二心之人的信件，以安部隊之心。請問是個什麼心態？還是亂念幕僚寫的稿子而已，真是太沒文化和道德水平。我聽了晚上就做惡夢，夢裏有人要去燒了所有白色恐怖檔案……就嚇醒了。這麼卑鄙下流的事不會發生吧。

爪耙子每個時代都有，每間教室都有，每個辦公室都有，每個家庭也有，每個社會每個國家都有……他是人性的一部分，只是在某些時刻，當統治者（工廠、公司或國家）為達成某些目的時，就會想辦法加以徹底運用。

國民黨在台灣以少數統治多數，統治者事實上戰戰兢兢，需要強大的監視系統，爪耙子文化也就在台灣興盛起來。怎麼說爪耙子是文化呢，因為當台灣的每一個爸爸媽媽都告訴小孩，你們去上學要「乖乖聽話，好好表現」時，這個文化模式的第一步就已經開始被建立起來了。爪耙子怎麼被養成的，小孩去上學自然就培養好了。但就是有不聽話的孩子，對，他們就是小小爪耙子練習監視的對象，不是嗎？

政治犯的監獄裡呢？一樣的道理。出獄後呢？更慘。每一個政治犯出獄都必須自己簽一張保結書，還有有一個夠親密的親戚朋友當保證人，也簽一張保結書，一個政治犯才能踏出監獄。確實也發生過外省政治犯無親無故，找不著保證人，出不了獄的悲慘境遇。

保結書就是政治犯和保證人，都有向主管機關報告的義務，基本上一個月一次。很完美吧。你有一點蛛絲馬跡被爪耙子告密，我就把你抓起來，關起來，在監獄裡再分配爪耙子監視你，等你出獄時，你也被規訓成為了一種爪耙子的存在，有事沒事特務就來查訪，風吹草動特務就直接找你來問話，你說話他作報告。你出獄，找不到好工作，沒有關係，國民黨政府永遠缺一個領錢的線民。這樣的事情流轉了半個世紀，你說他沒形成一種劣等文化嗎？人都被搞得失去了價值、意義與道德。一個人的人生有多長，生命有多寶貴，結果都沉淪在搞這些五四三。

認識敢於反抗被奴役命運的人

我們不需要去同理一個爪耙子，我們軟弱的時刻都知道那是怎麼一回事。我們要學習仰望我們的英雄，如同仰望天上的星星。

我對轉型正義的盼望，不是挖掘出一堆又一堆爪耙子，我們不需要把他們一個一個找出來，就能認識爪耙子文化的悲哀與劣質。能讓我們從這堆爛泥脫身的，是在其中看到那些我們之中出類拔萃，敢於反抗被奴役命運的人。

他們遇上的是跟我們一樣恐怖的統治者，可他們用高貴的情操堅強的意志在無比殘酷與艱難時刻依舊挺拔地做人一個人，很多的他們很年輕就壯烈犧牲了，很多的他們被折磨了大半輩子，難道我們不去認識他們，崇拜他們，沐浴在他們的榮光裡，想辦法接近他們存在的高度，提升自己。讓他們成為代代子孫力量的來源，讓他們永遠鼓舞著我們，讓我們在誘惑來臨時不在沉淪。我們要為他們蓋一座永恆的殿堂，紀念他們，禮拜他們，災難降臨時，我們向他禱告，以求得到撫慰，戰爭發生出征前，我們列隊在他們面前祈求力量，誓死保家衛國。從此我們將告別懦弱的爪耙子陋俗，建立起使我們高貴的文化，重新尋回我們信仰的價值與存在意義。我們不需要去同理一個爪耙子，我們軟弱的時刻都知道那是怎麼一回事。我們要學習仰望我們的英雄，如同仰望天上的星星。

歷史的檔案裏住著許多爪耙子的一生，爪耙子的生存之道，爪耙子的夢想，爪耙子的幸福人生，爪耙子升官發財，爪耙子熱心公益，爪耙子寫的一首好書法，爪耙子是一個好立委，爪耙子是一個律師，爪耙子是一個好丈夫，爪耙子是一個好鄰居，爪耙子星期天上教堂，爪耙子是出於無奈，爪耙子有苦衷，爪耙子成績很好，爪耙子人緣好，爪耙子好親切，爪耙子好孝順，爪耙子認真打拚，爪耙子有禮貌……。一種平庸的邪惡，就像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描述的那樣，納粹劊子手艾希曼（Adolf Eichmann）就是一個平凡的奉公守法的人，沒有特別之處，而且有時還特別地溫良恭儉讓。

相信我，檔案只會太精彩，這些將是子孫們豐富的遺產，和人生的教訓，有很的小說、電影、寓言故事，將會不斷誕生。有很多的歷史的、社會學的、人類學的、政治學的、文化的、藝術的等等研究將在此展開，這個豐盛的田野，將讓我們對自己、對人，對人文，對人性大開眼界。

縱然我們的歷史裡住著無數個爪耙子，沒有關係，他們已然成為歷史，未來將有我們永恆的英雄烈士與我們一起開創。 （相關報導： 觀點投書：偽善的循環─有罪沒罪這一班都是好寶寶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施明德文化基金會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