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1月17日，教育部正式宣布解除康寧大學全體董事職務，因為該董事會違反私校法第25條，承諾捐資學校1.5億卻又片面違背。這是教育部依據私校法所進行解除全體董事職務的第一例，動見觀瞻，值得社會各界密切關注。
教育部目前正在籌組公益董事推選小組，重新組織康寧大學公益董事會。然而，近來卻屢傳財團將入主康寧。對此，在高教工會的帶領下，近百名康寧教職員2月2日聚集教育部前陳情，呼籲新董事會應以教職員生為主體，而非特殊利益人士或財團代表。讓最了解康寧大學需求和方向的教職員生依「自己的學校自己救」的原則來共同治理。
推選小組的比例代表性不合理
然而，事與願違，目前教育部所規劃的推選小組為9人組成，其中包括教師代表2人（南北校區各一人）、學生1人、工會代表2人和社會人士4人。表面上看起來似乎非常合理，問題是，北部校區100多位教師只有一位代表，而南部校區20位教師也有一位代表，未能落實合理的比例代表性。
此外，南部校區教師代表竟已接受中信金接待，前往參觀中信金融管理學院。他們似乎心證已定，甚至公開發表聲明歡迎財團（可能是中信金）入主。殊不知，當初中信金入主興國管理學院後，隨即清空師生，由大辦小，全校至今僅剩七百多名學生，興國教師則一個不留。
目前中信金融管理學院有多達64％師資為專案教師，也有一些學官兩棲的雙薪教授。換言之，以中信金接收興國的模式來看，康寧南部校區教師的期望可能會落空。對中信金而言，只消把公益彩券中要捐贈的公益基金，分年撥3億出來存入興國，就能掌握13億的興國校產，取得興國全數董事席次，是非常划算的。
此次則演進為撥1.5億存進康寧，就能掌握康寧36億校產和多數董事席次。這樣的模式，讓財團有扮演高教禿鷹的可乘之機。必須遏止！
對康寧北部校區教師而言，雖然這幾年被教育部苛扣大量獎補助款而受傷嚴重，但該校區招生良好，註冊率達94％。況且，學校土地建物價值高昂，名目上的資產就有多達36億。南部校區雖已停招，且土地屬台糖所有，但本來可在現有學生畢業後，將建物約定捐贈予地方政府，由其與台糖協商，重新規劃轉為其他公有的教育文化社福機構（公立學校用地、公立職訓機構用地、社會住宅等）。
校地恐淪為入主財團圖利工具
也就是說，無償捐贈可以使南部校區完全不需要浪費任何拆屋還地的成本（估計至少需花費8千萬）就可解決問題。
假若禿鷹財團果真入主康寧，則不但有可能大量清空現有師生，更可能成功掌控龐大校產和商機無限的校地。從而，以轉型、改辦、合併或停辦等手段，行圖利之實。而南部校區也喪失回歸公共使用之機會（要不就是遭入主財團挪為他用，再不就是將被拆屋還地處理），實非百姓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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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上述，康寧大學教職員現今已有78％（157位，全校教職員共203位）簽署了一項連署，要求新董事會組成應堅守「公益化」（拒絕任何財團入主）與「民主化」（由教職員生代表過半）的原則，並且提出教育部所設定的9人推選小組中，應該反應南北校區教師比例，亦即每20人推選一位代表，而非現行的北部校區100名僅可推選1名代表，南部校區20名可推選1名代表。
工會代表方面，目前教育部心證（偏見）已定，刻意迴避大部分教師都已加入的高教工會，而屬意全教總和私校工會。據悉，南部校區代表事前已與中信金商談，樂見財團入主董事會，誤以為如此有利自身工作權，這個先入為主的偏好恰恰與堅持董事會公益性的北區教師代表、高教工會、全教總差距甚大。似已埋下衝突矛盾的種子，蓄勢待發。
目前推選小組9位成員中，心證偏好財團的成員，非常有可能以6位的人數優勢，主導康寧董事會的推選方向。更令人憂心的是，教育部史無前例地為公益董事的推選訂下了一個不合理門檻。即於其草擬的「推選辦法」中規定，公益董事要以超過三分之二人數所組成的「董事群組」，並要承諾「捐資」，形同參與「競標」。
這是首例，過去教育部曾接管6間私立大專校院（景文、親民、精鐘、東方、南開、永達），在徵選和指派公益董事時，都是以「個人」為單位，邀請各方社會公正人士簽署「願任同意書」，從未以捐資為門檻，獲推選後組成公益董事會，代表公共利益監督學校發展。這回以團體為單位，使獲選團體「贏者全拿」，可做一切重要事項決定，又要求捐資作為門檻，使得僅有財團可能「入主」，毫無合理性和合法性。
教育部蓄意設下公益董事高門檻
教育部不但獨斷介入的鑿痕太深，且已預設立場。此次藉「推選小組」和「推選辦法」這個看似公正但實質偏頗的篩選機制，將做出必須選擇財團入主董事會的決議。因為超過三分之二董事席次聯名，加上捐資承諾，構成群組競逐的門檻，除了讓財團有可乘之機外，一般社會公正人士絕對難以匹敵。
此一「推選辦法」在2月2日康寧近百位教職員至教育部陳抗時，高教司專委曾新元曾在媒體和師生面前公開親口承諾，將會把它「撤回」、「我們就把它拿掉」，避免外界認為教育部對推選辦法已有定見，也承諾會帶回部內檢討推選小組的組成。
然而，2月4日康寧教師代表再次與曾新元專委晤談時，卻立刻出爾反爾、翻臉不認帳。不但曾新元專委表達，教育部不打算「撤回」該推選辦法，而且也不會變更推選小組的組成（即不會合比例來反映多數康寧教職員的意見、也不會包含康寧組織率最高的工會代表）。
教育部在推選小組的構成上進行蓄意操作，和在公益董事推選條件上設定了高難度的門檻，最後產生的公益董事很難不會是財大氣粗的高教禿鷹。此例一開，後患無窮。
更甚者，教育部在選定第一次推選小組會議上的企圖，也是居心叵測。目前時間定在2月9日，這是一個令人措手不及、緊急到難以因應的時間點。況且，會議之後就是農曆新年，任何反對的氣勢，都將在年節的狂歡氛圍中淡化或被社會大眾所忽視。教育部種種的「用心」，令人膽顫心驚。
綜合整件事情，「康寧案」反映的是台灣高等教育規劃上，教育部內部的價值觀扭曲。他們巧妙地預擬草案，草案內容甚至毫不避諱地以「聯合董事群組」作為公益董事資格的高門檻規範，來為財團量身定做。相較於過往私校改派公益董事的前例來看，教育部從未預擬任何草案內容，更沒有提議制定「聯合董事群組」相關規範，這回的動作實難令人不合理懷疑其居心叵測。
官商勾結的鑿痕斑斑可考
教育部毫無捍衛教育公共性的意志，甚至已有官商勾結的深刻鑿痕。隨意把多達36億元的公共校產、3400名學生的受教權益、200名教職員的工作權益，主動設計以「拍賣」的方式，任財團「競標入主」。而且還不敢承擔責任，找「推選小組」充當白手套，又杜絕多數康寧教職員與工會的質疑。
相比之下，20年前教育部還願意承擔起責任，接管景文學院、南開專科、華夏工專、東方工專等董事會爆發爭議的學校，爾後也交出部分成績，為台灣保留了一些體質相對正常的私校。如今卻反其道而行，甚至為財團量身定作，接管完學校卻就送給財團入主，實在是高教悲劇，不忍卒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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