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6日在臺北醫學大學醫學舉辦的「2020私立大學校院校長會議」，超過30所的私立大學校長出席，針對當前私立大學面臨的經營困境進行意見交流與討論，會末並得出四項對政府的建議：1)重新建構一個超然獨立、具有跨部會協調功能的高等教育監理機制；2)盡速擬定願景可期、方向明確、策略宏觀的高等教育政策；3)落實大學法與私立學校法揭示的大學自治及私校自主性監理原則，大幅降低對大學的管制密度；4)肯定私立大學存在的必要性及其社會貢獻，誠信協助經營困難學校有秩序轉型或有尊嚴退場。
對此四項建議內容，筆者首先予以肯定，畢竟政府對當前的高等教育困境視而不見、放任其自生自滅的顢頇無能，早已是台灣學界有目共睹的惡行。正如同私校協進會理事長、世新大學校長吳永乾所說的：私校面臨存亡之際，但官方監管失能，政府以拖待變，實際上就是要私校自生自滅、拖久了自行斷氣，這是「連黑社會都講道義」所不恥的行為。
不過，有趣的是，在這超過30所私立大學的校長當中，有許多位是曾經任職於教育部高階主管（諸如部長、次長或司長等級），當初他們在其主管職位時所放任不管的高教惡狀，現如今轉身一變為私校校長時，卻又向政府教育主管機關發出不平之鳴。荒謬情景，莫此為甚！
而這樣荒謬的情景，我們也可以從此次會議爭議討論的焦點看出端倪。例如在會後由11位私校校長引言，所提出來的六大共識，其中幾乎都集中在：重新配置高教資源、允許社會資源捐募、學雜費調整、鬆綁校務資金及資產的運用、協助私校轉型或退場。說穿了，就是要求政府給私校經費、調漲學雜費、和民間企業利益勾連，以及最可惡的──放寛私校校產的五鬼搬運。從頭到尾，都是以私校經營者的角度提出要求，哪裡有一絲一毫為台灣高等教育的未來藍圖進行規劃或設想的意念。
以調漲學雜費為例，雖然蔡英文總統曾在9月21日與四位公立大學校長的談話中提到：大學學費調漲可以考慮，但要顧及弱勢學生的負擔。恰好與此次私校校長會議的主軸相符，但此議題觸及國內大學學費20年來未調整的現況爭議，其中至少仍存存幾項疑慮待澄清：
1)公立大學與私立大學校長口中所說的漲學雜費，其意義恐不盡相同。前者希望微幅調漲學雜費以改善現在大學財務不足的狀況，後者則是希望國家放寬學雜費的限制政策以擁有更大的財務空間，對此差異不可不察。
2)四位公立大學校長所稱的調漲學雜費，與蔡英文總統所說的「可考慮」，其漲幅大小與方向，恐怕也不是完全一致。更何況，蔡總統的前提是必須照顧好弱勢學生，這在台灣的大學教育中，一直都未受真正重視，真的可能在漲學費後還能照顧弱勢嗎？
3)目前各大學工會組織與大學校長所提出的漲學費訴求，也不必然在高等教育理念上一致。例如私校工會的尤榮輝理事長向來主張漲學雜費以因應現代高教自由市場的趨勢，但這與私校大學校長們所希望的漲學雜費以方便其生存競爭，在理念上恐怕也不在同一層次上。 （相關報導： 余伯泉觀點：華語留學產業與教育法規的修訂發展 ｜ 更多文章 ）
4)最後則是各個大學工會織組之間的立場也非完全一致。如前述私校工會尤理事長贊成漲學雜費，但高教工會的一貫主張則是以高教公共化為由反對漲學雜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