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6日在臺北醫學大學醫學舉辦的「2020私立大學校院校長會議」，超過30所的私立大學校長出席，針對當前私立大學面臨的經營困境進行意見交流與討論，會末並得出四項對政府的建議：1)重新建構一個超然獨立、具有跨部會協調功能的高等教育監理機制；2)盡速擬定願景可期、方向明確、策略宏觀的高等教育政策；3)落實大學法與私立學校法揭示的大學自治及私校自主性監理原則，大幅降低對大學的管制密度；4)肯定私立大學存在的必要性及其社會貢獻，誠信協助經營困難學校有秩序轉型或有尊嚴退場。
對此四項建議內容，筆者首先予以肯定，畢竟政府對當前的高等教育困境視而不見、放任其自生自滅的顢頇無能，早已是台灣學界有目共睹的惡行。正如同私校協進會理事長、世新大學校長吳永乾所說的：私校面臨存亡之際，但官方監管失能，政府以拖待變，實際上就是要私校自生自滅、拖久了自行斷氣，這是「連黑社會都講道義」所不恥的行為。
不過，有趣的是，在這超過30所私立大學的校長當中，有許多位是曾經任職於教育部高階主管（諸如部長、次長或司長等級），當初他們在其主管職位時所放任不管的高教惡狀，現如今轉身一變為私校校長時，卻又向政府教育主管機關發出不平之鳴。荒謬情景，莫此為甚！
而這樣荒謬的情景，我們也可以從此次會議爭議討論的焦點看出端倪。例如在會後由11位私校校長引言，所提出來的六大共識，其中幾乎都集中在：重新配置高教資源、允許社會資源捐募、學雜費調整、鬆綁校務資金及資產的運用、協助私校轉型或退場。說穿了，就是要求政府給私校經費、調漲學雜費、和民間企業利益勾連，以及最可惡的──放寛私校校產的五鬼搬運。從頭到尾，都是以私校經營者的角度提出要求，哪裡有一絲一毫為台灣高等教育的未來藍圖進行規劃或設想的意念。
以調漲學雜費為例，雖然蔡英文總統曾在9月21日與四位公立大學校長的談話中提到：大學學費調漲可以考慮，但要顧及弱勢學生的負擔。恰好與此次私校校長會議的主軸相符，但此議題觸及國內大學學費20年來未調整的現況爭議，其中至少仍存存幾項疑慮待澄清：
1)公立大學與私立大學校長口中所說的漲學雜費，其意義恐不盡相同。前者希望微幅調漲學雜費以改善現在大學財務不足的狀況，後者則是希望國家放寬學雜費的限制政策以擁有更大的財務空間，對此差異不可不察。
2)四位公立大學校長所稱的調漲學雜費，與蔡英文總統所說的「可考慮」，其漲幅大小與方向，恐怕也不是完全一致。更何況，蔡總統的前提是必須照顧好弱勢學生，這在台灣的大學教育中，一直都未受真正重視，真的可能在漲學費後還能照顧弱勢嗎？
3)目前各大學工會組織與大學校長所提出的漲學費訴求，也不必然在高等教育理念上一致。例如私校工會的尤榮輝理事長向來主張漲學雜費以因應現代高教自由市場的趨勢，但這與私校大學校長們所希望的漲學雜費以方便其生存競爭，在理念上恐怕也不在同一層次上。
4)最後則是各個大學工會織組之間的立場也非完全一致。如前述私校工會尤理事長贊成漲學雜費，但高教工會的一貫主張則是以高教公共化為由反對漲學雜費。
以上，還僅只是對調漲學雜費一項就仍存有多方疑慮，況且尚有其他更多的爭議議題牽涉不清。追本溯源，筆者以為：這是因為台灣的高等教育從來就沒有真正的辦學理念與未來藍圖所致！
國內對於大學的辦學理念向來分為兩派：一派主張仿效歐洲各大學的高教公共化理念；另一派則是以美國為模仿對象，主張高教市場自由化。兩派主張各有其大學理念與立論依據，很難強加區分高低。舉例來說，歐洲體系的大學，向來以免費學或低學費著稱，其理念當然來自其高等教育的公共化，不過這也是由於歐洲各國的高稅收政策，才有足夠的財務支持這項高教理念。而美國體系的大學，則又分成公立與私立兩大區塊，公立大學除少數州立大學（如加州大學或密西根大學等）屬前段優良大學外，絕大多數的公立大學皆為社區型的學院規模，以較低的學費提供弱勢或一般民眾求學之途；私立大學部份則較為極端化，一端為世界排名居前段的精英大學（如哈佛、耶魯等），另一端則是把大學視同商業行為的營利型大學（台灣學界常戲稱其為「野雞大學」），而這兩端的共同點都是高學費。
還是以學雜費為例。台灣的大學學雜費與美國相較，當然低廉甚多，但若與歐洲各大學相比卻又不見得為低。如今論及20年來未調整學費，加上少子女化的趨勢，各大學校長莫不紛紛喊窮，究竟是否該漲學雜費？恐怕必須先釐清台灣的高等教育政策究竟到底要何去何從，否則就算是調漲學雜費了，但其高教品質卻依舊沈淪啊！
細觀台灣長期以來的大學政策，大抵是以美國為模仿對象，可是又處處學得不像，發展公立大學收費雖低廉但卻不是提供給弱勢學生，反而更像是菁英式貴族教育；而鼓勵民間興辦私立大學，表面上像是在補公立大學數量之不足，學生數幾佔全部大學生的七成比例且多為弱勢，但學費卻又高出公立一倍有餘。說是順應台灣國情做調整，但實際上就是一個四不像的大學體系，究其責，當然是教育部這個主管機關怠忽職守所致，故而學界總是戲稱「教育部是台灣高等教育的最大亂源」。雖然如此，但過去在大學數量少而考生多的情況下，台灣的大學教育還算是相安無事，可是自從二十多年前大量增設大學以及開放專科升制以後，情況逐漸惡化，加上近十年來因為少子女化現象更加劇了各大學惡性競爭的醜態。而教育部依舊是沒有政策、沒有理念、沒有遠景、沒有方法地放任大學教育品質日益惡化。
仍以學雜費政策為例，過去公立大學的學雜費雖只私立大學的一半左右，但是國家經費大幅補助在各項軟、硬體設備上，讓公立大學不會因學雜費的收入低而影響其辦學品質；可是在私立大學方面，雖然其學雜費是公立的兩倍以及競爭型政府計畫補助，但除此之外並無更大的財務收入，二十年來物價通膨與涷漲學雜費，大幅限制了私立大學的擴展空間，其辦學成效與學術表現自然沒有公立大學亮眼。長期以來，當然形成了台灣所有高中考生及其家長「重公立、輕私立」的失衡心態，而這也是此次私立大學校長會議主訴的焦點所在了。
如何改革？難道依照前述私立大學校長會議所提出來的四項建議和六點共識，就可以馬上解決這個長期以來的問題？當然不是，因為重點本就不在公、私立大學之間的辦學或財務差異，而是在於台灣到底有沒有一個真正的大學辦學理念。
這就又回到前述歐洲大學公共體系或美國大學自由市場的路線之爭了。其實筆者對這兩種改革路線並無特定的成見或立場，以下只希望分別評析其優劣得失，探討兩者在台灣實施的可能性以及實施之後的可能結果。
首先，若依歐洲大學的公共化體系進行改革，台灣當然就是把所有的大學，不論公私立進行一次徹底的體質盤點，畢竟過去因為教育決策單位的失職，造成大學數量過度膨脹，在少子女化浪潮來臨時又無因應之道，放任各大學惡性競爭、向下沈淪，以致有現在的高等教育危機。故而，藉由一次徹底的體質盤點，去蕪存菁留下少數真正認真辦學的大學（因為若要仿歐洲大學的公共化體系，國家財政不可能完全無條件地供應經費給現在所有的大學）；然後，留存下來的大學全部公共化（即進行「公公併」或「公私併」成為全國皆公立大學），由國家支持其經費（只對學生收取低學費或免學費）；如此一來，以現有的教育經費與資源，當可以完全支持所有公共化之後的大學體系，不會造成現行財政的額外負擔。
當然，在淘汰大學的過程中（這個過渡期可能長達四至十年），政府應該優先安置已經在學的學生使其順利完成學業，以及優惠安排教師的退休或轉業不致老無所依。至於淘汰後的私校校產，不論是全部收歸公有或部份歸給原校董事，也都必須制定一套合理的流程。這個方案，優點在於重塑台灣高等教育體系，擺脫過去長久以來的沈疴，建立一套可以邁向21世紀的國家教育體制；但缺點就在於變動幅度太大，若無妥善的過渡期規劃措施，勢必引起極大的反彈，甚至來不及建立教育新制便即夭折。教育部在今年6月時曾宣稱：已委託中正大學進行「大學公私立整併之分析」，廣蒐國內外案例，解析整併模式及可行性，作為未來政策推動參考，預計8月提出研究報告。如今8月已過邁入10月，更不知教育部的分析結果或政策方案何在？
其次，如果依美國大學的自由市場機制進行改革，那麼台灣就必須完全開放大學市場，不再有私校補助及各項優惠措施，但也不能對私立大學有任何教育義務上的要求，不論是在學費、招生、行政、師資等各方面均不再干預，給予全然的辦學自由（當然，還是以不能違法為前提）。這樣，台灣的私立大學勢必如同美國一樣走向兩個極端：一端是成為高品質辦學成效的菁英式大學；另一端則變成商業營利型學院。在這兩端之間，其實私立大學幾乎沒有什麼存活的空間。這是因為到那時如果台灣的公立辦學政策不變的話，那麼除了台清交成等前段頂尖大學外，其餘多數公立大學早已填滿這個中間地帶的生源空間了。
如此一來，台灣的高等教育將完全走向美國大學的自由市場機制，再加上一般型的公立大學供應弱勢學生求學之途。這個方案的優點在於它與現行體制路線相仿，變動幅度不大，只需開放私立大學的辦學自由度（當然包括學雜費調整），不需政府出面進行大規模的體質盤點和淘汰（反正，市場機制就會自然淘汰，但在此淘汰的過渡期間，被淘汰學校的學生及老師的安置責任，仍需在國家監督下合理進行，畢竟他們才是真正的高教受害者）；但是缺點就在於美國大學的自由市場早已經行之有年，其利弊得失不言而明，即高等教育成為上流階級的複製工具、弱勢學生被商業營利型學校的剝削、多數公立學校流於平庸化…等等。
綜合上述，筆者對這兩個改革路線並無特定偏好與成見，只是希望各自探索其可能的結果與影響，並以管見分析其優劣得失，為當前高教決策存亡之際提供些許淺見作為各界參考。但是，筆者必須強調：不論未來改革朝何方向進行，都比維持現況來得好。因為台灣現在的高等教育體制真的已經到了最低的谷底了，再不改革，未來面臨的將會是不忍卒睹的學術真空與教育斷層，而其所要付出的代價，就是未來二十年甚至更長時間的學術崩解與國力衰微。為政者豈能不慎乎？
＊作者為南華大學通識中心專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