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是沒有諂媚政府，所以我就有罪」武漢封城日記在中國被查禁，作者汪芳入選BBC「巾幗百名」

2020年初，當一場突如其來的不明病毒襲擊了她生活了一輩子的城市時，武漢作家方方（本名汪芳）開始用日記形式對封城期間城中大事小情進行記錄。這既給世人打開了一扇關注武漢這座千萬人口城市的窗口，也給在疫情中的武漢和其他許多地區不安的中國人帶來了一絲慰藉。

而在新冠病毒擴散至全球，更多國家和城市被封城後，方方日記給她帶來了巨大的國際關注，但也在中國為她招致了從官方到民間極端民族主義者的大量批評，甚至是攻擊和生命威脅。她不再單單是一名用筆頭記錄人間事的寫作者，她的批評者稱她是「叛徒」，指她的日記「出賣國家」。

武漢自4月起已沒有本地新增病例出現。和許多武漢人一樣，方方的日常生活也逐步恢復。回看這場疫情給她生活帶來的巨大改變，她稱目前無論是她的新作品還是舊作新版在中國都無法出版，她也無法在國內紙媒上發表任何文字，但她並不後悔。

「我的記錄中，無非同情了個體，批評了政府，也記下了抗疫的各種措施。當然我也強烈地呼籲追責，如此而已。我沒有義務去承擔這些辱罵和恐嚇，」她對BBC這樣表示。

憑借她在疫情期間的寶貴記錄，方方入選了BBC2020年「巾幗百名」名單。在與BBC進行的郵件專訪中，這位今年在中國經歷了爭議、壓力和關注之後的女性講述了她對新冠狀病毒疫情爆發以來的經歷與思考。

「整個人類都應該吸取教訓，而不只是中國。病毒是全人類的敵人，人類的無知與傲慢，讓病毒得以肆虐得如此之久如此之廣。」

疫情中的「呼吸閥」

65歲的方方在中國本已名聲斐然。她的作品達100多部，其中大多數作品關注中國社會發展與變動過程中不同個體的命運，為她帶來了許多獎項與讚譽。她還可以說是官方文化體制內部的一員，曾擔任湖北省作家協會主席。

今年1月，來勢洶洶的疫情和突如其來的封城令讓億萬中國人陷入了恐慌之中。在媒體審查嚴格的中國，方方在武漢封城期間更新的一篇篇日記在官方話語之外給人們帶來了更多武漢生活的細節，使她成為了疫情期間中國互聯網上的話題人物。

在發表之初，她日記中對武漢日常生活的描述，以及對呼籲反思疫情擴散及要求政府追責的內容並沒有引起什麼爭議。

她曾在疫情之初直指這場災難有「人禍」因素。「我記錄下這些細碎，是要告訴那些有罪的人們：不是只有死者和病人承受了災難，我們所有的普通人，都在為這場人禍付出代價，」她在2月份寫道。

在被譽為「吹哨人」的李文亮醫生去世後，她在日記中稱「整個中國的人都在為他而哭」，引發許多中國人共鳴。在武漢人承受了極大壓力與恐慌的時刻，她還挑戰中國的互聯網審查稱，「親愛的網管們：有些話，你們還是得讓武漢人說出來……我們都已經被封在這裏十多天了，見到那麼多的慘絶人事。如果連發洩一下痛苦都不准，連幾句牢騷或一點反思都不准，難道真想讓大家瘋掉？」

官方媒體中國新聞社還曾在2月的報導中評價稱，她的日記用「平實的語言、生動的敘事、真切的情感、敢言直言的風格感染著每一位讀者」。

方方認為，她的日記在疫情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一是因為這讓大家知道封城期間她與他們在一起，安撫了焦慮的人們，二是她可以明確體會到，她的日記對政府起到了監督作用。

「凡我提到的事，政府也在及時關注，並且有錯即糾正。儘管我對政府早期的混亂有著嚴厲的批評，但後來省市主要領導換人後，抗疫的方式變得有序起來，我也給予了很多肯定，」她說。

疫情開始前，方方在微博上有300多萬人關注。伴隨她的日記一篇篇發表，她的粉絲數量迅速增加，有時甚至一天會帶來數千萬的閲讀量，如此高的關注度帶來許多壓力，她一度想要中斷日記，但一個讀者的留言改變了她的想法。

「（一個）留言說，方方日記是他們在壓抑和焦慮中的『呼吸閥』。大意如此。這句話讓我非常感動，」方方回憶道。「寫了一半後，關注的人太多，一天即有幾千萬的閲讀量讓我有恐懼感，我有些不想寫下去。但這個『呼吸閥』三個字，又讓我覺得自己繼續記錄的意義所在。我不只是記錄疫情，而是在記錄的同時，還能幫助到那麼多人。這也是我在記錄之前完全沒有料到的。」

「可能是沒有諂媚和頌揚政府，所以我就有罪」

武漢封城一個月後，中國境內外形勢出現變化，中國的疫情逐步得到控制，而病毒在其他國家開始擴散。2月26日，中國境外單日新增病例數字首次超過境內新增。

與此同時，國際社會對中國疫情信息公開的透明度及政府的抗疫措施等問題的質疑愈發強烈。國際輿論壓力成為中國公共言論場裏對疫情新的關注點。

作為最早的對前所未有的封城生活的系統記錄，方方的日記開始在國外被注意到，而在中國，她也面臨越來越大的爭議。3月之後，圍繞方方和日記的討論在中國網路上分化，表示憤怒的人變得更多了。他們認為她對政府的批評太多，鼓勵太少，是在給西方反華勢力「遞刀子」。

4月，美國與德國兩家知名出版社分別公布，他們將要出版方方所寫的《武漢日記》的計劃後，中國境內對方方的批評達到了高峰。

直到今天，方方仍很難理解這些人對她的「仇恨」。

「我的記錄很客觀，並且也很溫和。根本沒有打算要去和誰作對。在面對如此大的災難之時，作為老百姓，唯有相信並依靠政府。所以，我也一直在幫助政府。包括提出意見，指出問題，也是一種幫助方式。政府做得好時，我也同樣稱讚他們。儘管如此，還是被那些人認定為是反黨反政府，是賣國賊，是向西方反華勢力『遞刀子』。這些都是極其滑稽和荒唐的帽子。我可以很容易地從那些罵我的話中看到，他們大多根本沒有看我寫了什麼，」她稱。

許多批評在之後轉變成了人身攻擊與生命威脅，這不僅影響到她的情緒，也影響到了她的事業。

與《武漢日記》英語、德語等語言版本在海外發行不同，這本書的中文版本一直沒有消息。方方向BBC表示，目前無論是她的新作品還是舊作新版在中國都無法出版，她也無法在國內紙媒上發表任何文字。

「這些無比荒唐的說法，竟得到相當一些官員的認同。他們寧左勿右，完全不去查證那些攻擊言論是否屬實。當然，也可能是我對百姓的同情，多於對政府的讚美。我沒有諂媚和頌揚政府，所以我就有罪。這就沒有辦法了。但對於一個作家來說，自己的國家不准許出版他的作品，是件非常非常殘酷的事。」

即便如此，她仍然對當初記錄日記的決定沒有後悔。她表示，作為一個職業作家，因為疫情被封在城中記錄封城中的人與事是「本應該」做的事情。現在她出門時，許多武漢人遇到她會非常熱情，甚至仍不時有讀者會送花到她的單位。「對我來說，這些都是比官方表彰更重要的東西。」

小書背後的大問題

《武漢日記》一書的英文翻譯、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教授白睿文認為，方方面臨網路攻擊後表現出來的堅強歸根到底是因為「那個基本且基礎性的信念，即她沒有做錯任何事情」。

「她不是一名『異見人士』，她不是（像一些噴子所聲稱的那樣）呼籲推翻政府，她是一個在武漢封城期間記錄自己所見所想，記錄自己經歷的個人，」他向BBC表示。

「方方說出了真相，她之所以會這樣做，是出於她對她同胞深深的熱愛和同情。從很多方面來說，我在閲讀《武漢日記》時感覺，這不是什麼揭露黑暗，而是一個作者在至暗時刻對她家鄉寫下的一封情書。」

「如果連一個個體對一場疫情的日記記錄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在政治上不能被接受的，我們對一個真正的『公民社會』還能抱有什麼希望呢？所以在這本小書的背後隱藏的是大問題，這不僅事關對這場疫情的處理，更事關的是，中國公民們希望為他們自己創造一個怎樣的社會？」白睿文表示。

「我不過是人被封在城裏，記錄了60天疫情的情況，就引起中國人如此大的撕裂，以及以極左勢力為主的人們，對我進行了長達幾個月的網路暴力，各種惡意辱罵、造謠構陷都以群體方式進行，這些是我完全沒有料到的。由此也可見極左勢力在中國之囂張，之有市場，」方方表示。

「有人稱現在是文革2.0版，或許有一定道理。中國經歷文革後，反思不徹底，改革不到位，該否定和該面對的很多歷史事件，都取以遮蔽的方式。這導致很多人、尤其是年輕人根本不知道歷史上發生過什麼，我們應該警惕什麼，這也導致今天的官員們群體採取寧左勿右的姿勢，像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這些文革專用語也都再次出現。這也說明中國的改革正在朝著失敗的路上走，在後退。」

截至目前，新冠疫情在中國境內已經基本受控。4月8日武漢解封後，中國雖然有城市出現本地感染病例，但沒有再次形成大規模本地爆發。與此同時，美國、英國等西方國家面對疫情卻遲遲無法完全控制局面。美國近來單日新增病例數字屢創新高，確診病例已經累計突破1119萬宗，成為全球確診病例最多國家。

方方稱，雖然她沒有資格評價其他國家的抗議措施，但她認為，中國的許多抗疫經驗值得其他國家吸取。比如疫情期間禁止聚會，要求所有人佩戴口罩，相互隔離等。「疫情期間，武漢人被迫封在城裏，甚至禁足在家長達76天，代價真的很大」，「但沉重的代價換來的是現在完全沒有疫情的、自由生活的武漢。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大家又覺得當時做法，也是必須。」

她指出，各國國情不同，很難說各自的應對措施孰優孰劣，但有一點可以明確。「但凡抗疫做得不成功的國家，一定有他自身的問題。有問題，作為民眾，就可以批評。」

「這並不意味著別的國家做得不好，批評中國早期的混亂就是錯的。中國早期對疫情的漠視、延誤和隱瞞，這是事實，」方方表示。

她認為，儘管湖北一些早期處理疫情不力的官員被撤換，但針對疫情應該有更加徹底的追責。

「沒有徹底的調查，沒有徹查延誤的原因，沒有給百姓一個詳細的交代，也沒有明細說明死亡數字是如何得出的，哪些人算在內，哪些人不算。諸如此類，怎麼能叫完成追責？」

封城期間，方方一直獨自在家，陪伴她的只有她16歲的愛犬。那只狗在今年4月在武漢去世，如今她的生活伴隨疫情平複逐步恢復正常。目前的方方正在收集資料，繼續自己的寫作計劃，耐心等待自己作品可以再次在中國出版的一天的到來。

「相信像現在這樣子的生活不會太久，我有耐心等待，」她說。

而白睿文還進一步提出了一個問題。「如果方方可以在一個威權體制下，在面臨猛烈攻擊時堅持她對追責的要求，對於在北美和歐洲的我們來說，我們的借口是什麼呢？在美國，新冠疫情的應對可以說是十分糟糕；但我們的方方在哪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