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淑娟專欄:當土地沒有正義,只好上街頭!

2017-08-15 0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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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國立大學教授,徐世榮的身影卻總是出現在街頭,他無怨無悔,只因為台灣要好,就要從土地正義開始。(反迫遷凱道遊行/資料照/蔡耀徵攝

身為國立大學教授,徐世榮的身影卻總是出現在街頭,他無怨無悔,只因為台灣要好,就要從土地正義開始。(反迫遷凱道遊行/資料照/蔡耀徵攝

15日下午文化部將舉行「2017年金鼎獎頒獎典禮」,其中,地政學者徐世榮的書《土地正義—從土地改革到土地徵收》是得獎作品之一。這些年來,徐世榮不只寫土地正義,也站上街頭,用說、用身體,傳達土地正義的重要性。這本書得獎,不只是對他個人的肯定,也是對台灣沉淪中的土地正義,一個重要的警示。

連日高溫幾乎快把台北融化了,一如多年來不斷上演的土地徵收事件,也快融化了台灣顛簸的民主。在徐世榮位於指南山上的研究室裏,他說起自己為什麼走上捍衛土地正義這條路。「我在美國的老師Robert Warren教授,是一個很強調社會實踐、社會關懷的學者,70多歲了還上街頭,他對我的影響非常大。」

回國後,徐世榮開始每個月寫一篇文章倡導土地正義。1996年一場田野調查更徹底改變了他,一位70多歲的佃農跟他說:「老師你知道嗎,我們頭家好可憐,我們還要偷偷送東西給他吃。」他聽了非常驚訝,1952年起實施的耕者有其田、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等土地改革政策,原來是對地主的嚴重侵害。

政大教授徐世榮希望大家重視,土地徵收是基本人權的課題,是剝奪生存權、人格權、人性尊嚴的違憲問題。 (朱淑娟提供)
政大教授徐世榮希望大家重視,土地徵收是基本人權的課題,是剝奪生存權、人格權、人性尊嚴的違憲問題。 (朱淑娟提供)

威權遺毒的程序不正義,還停留在1960年代

而威權時代延續下來的隨意徵收惡習,並不因解嚴或政黨輪替而改變,反而變本加厲,變成一種政府拿百姓土地賺錢、拉攏派系的工具。

「台灣是一個『技術的國度』,我們都以為技術能解決社會問題,但這是不可能的,還是要尊重人們的想法、選擇、價值觀。」徐世榮說。

美國的土地政策在1960年代受到很大的挑戰,愈來愈多人問:「都市計畫到底是幫人們生活更好,還是把他摧毀掉?」之後美國的土地政策出現大翻轉。

「我在美國學到的都市計畫,就包括內容、程序兩大重點。而規劃內容至少包含8個子計畫,例如一個交通運輸計畫,一定包含經濟發展計畫、公共衛生下水道、環保、社會再分配等計畫。而且,一定要有『正當行政程序』。」

但台灣的都市計畫還停留在1960年代的美國。當交通部提出一個交通運輸計畫時,就只以交通計畫為主,其他的土地徵收、區域計畫、都市計畫等子計畫都跟他無關。擬好計畫後就送國發會審議,再送行政院核定,其間沒有公民參與。而一旦計畫核定,就有如拿到尚方寶劍,其他價值通通都不重要了。

慢慢地,徐世榮發現光寫文章並不能改變現況,許多面臨土地徵收困境的人也求助於他,於是他不再定位自己是一個「公正客觀的學者」,民眾的抗爭與我無關,因為土地正義不只是大學裡的一門課,而是必須有人去做,才可能被實踐。

自此他站上街頭的機會愈來愈多,而他始終堅持「說理」,因為唯有科學證據才能促成改變。每一次上街頭,徐世榮都會帶很多地政、法律書籍,引經據典不斷地說:「土地徵收不只是價格,而是剝奪人民的財產權、生存權、人性尊嚴。徵收應該是最後迫不得已的手段,但最後都變成最優先、且唯一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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