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日下午文化部將舉行「2017年金鼎獎頒獎典禮」，其中，地政學者徐世榮的書《土地正義—從土地改革到土地徵收》是得獎作品之一。這些年來，徐世榮不只寫土地正義，也站上街頭，用說、用身體，傳達土地正義的重要性。這本書得獎，不只是對他個人的肯定，也是對台灣沉淪中的土地正義，一個重要的警示。
連日高溫幾乎快把台北融化了，一如多年來不斷上演的土地徵收事件，也快融化了台灣顛簸的民主。在徐世榮位於指南山上的研究室裏，他說起自己為什麼走上捍衛土地正義這條路。「我在美國的老師Robert Warren教授，是一個很強調社會實踐、社會關懷的學者，70多歲了還上街頭，他對我的影響非常大。」
回國後，徐世榮開始每個月寫一篇文章倡導土地正義。1996年一場田野調查更徹底改變了他，一位70多歲的佃農跟他說：「老師你知道嗎，我們頭家好可憐，我們還要偷偷送東西給他吃。」他聽了非常驚訝，1952年起實施的耕者有其田、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等土地改革政策，原來是對地主的嚴重侵害。
威權遺毒的程序不正義，還停留在1960年代
而威權時代延續下來的隨意徵收惡習，並不因解嚴或政黨輪替而改變，反而變本加厲，變成一種政府拿百姓土地賺錢、拉攏派系的工具。
「台灣是一個『技術的國度』，我們都以為技術能解決社會問題，但這是不可能的，還是要尊重人們的想法、選擇、價值觀。」徐世榮說。
美國的土地政策在1960年代受到很大的挑戰，愈來愈多人問：「都市計畫到底是幫人們生活更好，還是把他摧毀掉？」之後美國的土地政策出現大翻轉。
「我在美國學到的都市計畫，就包括內容、程序兩大重點。而規劃內容至少包含8個子計畫，例如一個交通運輸計畫，一定包含經濟發展計畫、公共衛生下水道、環保、社會再分配等計畫。而且，一定要有『正當行政程序』。」
但台灣的都市計畫還停留在1960年代的美國。當交通部提出一個交通運輸計畫時，就只以交通計畫為主，其他的土地徵收、區域計畫、都市計畫等子計畫都跟他無關。擬好計畫後就送國發會審議，再送行政院核定，其間沒有公民參與。而一旦計畫核定，就有如拿到尚方寶劍，其他價值通通都不重要了。
慢慢地，徐世榮發現光寫文章並不能改變現況，許多面臨土地徵收困境的人也求助於他，於是他不再定位自己是一個「公正客觀的學者」，民眾的抗爭與我無關，因為土地正義不只是大學裡的一門課，而是必須有人去做，才可能被實踐。
自此他站上街頭的機會愈來愈多，而他始終堅持「說理」，因為唯有科學證據才能促成改變。每一次上街頭，徐世榮都會帶很多地政、法律書籍，引經據典不斷地說：「土地徵收不只是價格，而是剝奪人民的財產權、生存權、人性尊嚴。徵收應該是最後迫不得已的手段，但最後都變成最優先、且唯一的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