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澤現象」與臺灣公民運動的困境：《跨界思考》選摘（上）

日劇《半澤直樹》不論在日本或臺灣都創下超高的收視率並且引起一股文化潮流。在本講次裡，我將「半澤現象」界定為一種糾結了想像、慾望與意識形態矛盾的「癥侯」。我會先針對一些閱聽反應進行評述，接著引述精神分析理論進行意識形態分析，但是我希望能展望意識形態矛盾以外的視野，導引出有關正義的思考，連結到當前臺灣的公民運動的情境。

核心問題──

1.「加倍奉還」只是一種復仇性正義或者有其他深刻的意涵？

2. 正義該是「眾聲喧嘩」、「各得其所」？

3. 我們到底要追求什麼樣的正義，根本性的社會變革發生的條件是什麼？

我不太清楚用「半澤現象」這個標題是不是很精確。一般的理解下的「現象」，大多指一種極速擴散、廣泛流通的風潮；《半澤直樹》這個電視劇有沒有紅到可以稱為「現象」的程度，我不太清楚，至少我在學校裡還沒有感受到這部電視劇的擴散威力，沒有學生對我嗆「加倍奉還」，雖然有人因為國科會計畫經費核銷不實被檢察官調查，連研究助理也被捲入，甚至承擔責任，這倒是有點像劇中「有功是上司的，有過是下屬的」那樣的企業文化。我想談的半澤現象，也許比較像是把它當作一個出發點，把很多事情問題化，也等於是把和半澤直樹有關的流行風潮，當成一種精神分析所說的「癥侯」。在這樣的基礎上談所謂的「半澤直樹現象」，等於也是要理解觀眾糾結了什麼樣的想像與慾望，同時也暴露出社會內部什麼樣的焦慮、意識形態矛盾，甚至是危機。

本講次中，我會先針對《半澤直樹》的閱聽反應進行評述。接著引述紀傑克精神分析理論進行意識形態批判理論，但是我希望能展望意識形態矛盾以外的視野，從這部電視劇導引出有關正義的思考，連結到當前臺灣的公民運動的情境。「加倍奉還」只是一種復仇性正義或有其他深刻的意涵？正義該是「眾聲喧嘩」、「各得其所」？或者我們應該有更根本的思考：我們到底要追求什麼樣的正義？目前的公民運動是否有辦法，或者該如何朝向根本性的社會變革？這些都是我要討論的問題。

首先我們來看兩段對於《半澤直樹》的評論：

電視劇向來是社會最好的鏡子，事實上，日本近來也不斷出現上班族的「逆襲」。有企業人事顧問公司表示，不少員工一反過去「唯公司命是從」的態度，直指主管「職權霸凌」、公司是「黑心企業」，甚至模仿半澤直樹撂狠話：「人若犯我，必定加倍奉還！」儘管有評論表示，戲劇終究是戲劇，為了情節張力，不得不讓所有角色正邪分明、舉止誇張，現實生活中不大可能出現這麼極端的狀況，但可以肯定的是，《半澤直樹》確實反映了日本企業的某種現實面，因此能讓觀眾感同身受。解讀《半澤直樹》現象，其實可以看出日本上班族面臨的困境與自我覺醒。

—吳佳珍〈解析最紅日劇《半澤直樹》現象〉，《Cheers 快樂工作人雜誌》，157 期（Oct 2013） （相關報導： 觀點投書：到底怎樣才算工時？ 先讓《勞基法》成為地板吧！ ｜ 更多文章 ）

出言不遜、頂撞上司；挑戰巨大僵化的體制，秉持以牙還牙，加倍奉還的復仇人生態度，有時候還不擇手段；這與傳統日本公司員工，尤其是那些在大企業底下，遵循學長學弟體制的員工截然相反，故當直樹在教訓長官時，為觀眾實現了「我們想做想說，卻礙於現實不敢做、不敢說的內心憤怒，進而得到了發洩與認同的快感。」

—部落格RainReader's Memory 論《半澤直樹》第一部：「從十倍返」到「見逃」的必然限制

這些評論的共同點在於強調節目反映真實與心理補償作用，這其實蠻矛盾的。《Cheers 快樂工作人雜誌》也做過調查，現實世界裡大約有七成左右的上班族不敢或從未頂撞過上司，所以節目所產生的認同與發洩效果，是出自於一種在現實世界因為某些原則和因素不太可能實現的願望。這樣的補償與發洩作用如何能有任何覺醒還有很大的討論空間。通常拿來當作補償的東西，與其說代表真實的願望，倒不如說只是願望的替代或轉移，但我們也不能因此就說這個電視劇和現實無關，只是讓觀眾得到逃離現實的快感。後續我會從其他角度來談這個問題所牽涉到的意識形態矛盾。

很顯然的，也有些「先天下之憂而憂」的評論者擔心，半澤直樹現象強化負面的復仇情緒，所以訴諸智慧之語要我們放下。例如，部落格《虎岡的異想世界》在一篇〈很不健康的「半澤直樹」〉的網誌裡，指出類似半澤這樣的復仇者形象強化負面情緒，冤冤相報。版主還引述聖嚴法師：「面對它、接受它、處理它、放下它」。這樣道德化的評論自然不太可能帶出什麼正義的思考，我們就不多做討論。除此之外，也有不少新聞事件報導與廣告搭上電視劇熱潮，大量引用「加倍奉還」一詞，也算是對於電視劇本身另類的「加倍奉還」的回饋，助長了「半澤現象」的擴散。

也許有人會認為，「加倍奉還」透過媒體流通（或流竄）到各個不同的公共領域，充其量不過只是一種後現代式無意義、無深度的大量複製，或如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所稱的「擬像」（simulation），像病毒般無限度的擴散與傳染。但我認為不需要過度悲觀或犬儒地看待「半澤現象」或「加倍奉還」的複製與增長，因而無形中落入簡化的因果論或決定律，忽略複雜的社會、文化與心理因素。我們不妨把「加倍奉還」看作一種意識形態場域的主宰能指（master signifier）。這樣的能指是「空白」的，不是毫無意義的那種空白，而是應用在不同的脈絡，衍生出不同的意義。「加倍奉還」做為一種主宰能指塑造與導引閱聽大眾的慾望、快感與現實的認知，其意識形態的效用也正是在這個層面上。

先前我提到一些評論認為《半澤直樹》發揮了心理補償作用，大意是說，劇中主角半澤直樹代替觀眾實現他們在現實世界想做、但沒有做或不敢做的事，這樣的詮釋還不夠精準，必須補充一些觀念。從精神分析、意識形態分析的角度來說，當我們以為劇中角色代替自己採取什麼行動、完成什麼目標時，我們事實上是把某種存在的被動性轉移到他者（theOther）身上，藉此來保有「我們是主動的觀眾」、「我們關心公平正義」這樣的意識形態幻想。半澤直樹不是我們認同的、想要成為的對象（ideal ego）；節目真正替我們實踐的，其實是我們並不想真正自己面對的，而同時還讓我們想像著，節目實踐了我們期待實現的社會正義與公理的願望，得以和自身的被動性保持距離。

＊作者為師大英語系教授，「哲學星期五」成員之一。本文為二○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文化研究論壇發言稿修改而成（論壇由邱彥彬主持、陳國偉與涂銘宏與談），選自作者新作《跨界思考》（南方家園出版社） （相關報導： 觀點投書：到底怎樣才算工時？ 先讓《勞基法》成為地板吧！ ｜ 更多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