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濁流、李萬居、雷震、曾虛白的認同:《戰後初期的台灣報人》選摘(2)

2020-07-25 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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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細亞的孤兒》作者吳濁流吳濁流所接受的,主要是殖民地台灣的日本式教育,對漢學與漢詩的造詣,多半來自早年祖父的薰陶,加上從母語客家話、客家山歌汲取養分,以及努力自學的結果。(資料照,取自客委會網站)

《亞細亞的孤兒》作者吳濁流吳濁流所接受的,主要是殖民地台灣的日本式教育,對漢學與漢詩的造詣,多半來自早年祖父的薰陶,加上從母語客家話、客家山歌汲取養分,以及努力自學的結果。(資料照,取自客委會網站)

在本書第三章〈多重「感知結構」之島—認同歧異問題〉一節中,曾經提到過「感知結構」與認同的關係。「認同」是一個關於「我是誰?」的基本問題,可以包括國家認同(對政治實體)、民族認同(對族群、血緣)、文化認同(對語言、文字、生活方式)等不同層次,各層次間又彼此密切相關。一個霸權本身就是一套認同的體系,圍繞霸權的核心價值,在霸權發揮影響力的場域中,個體會不斷被整合進入這個體系,但其「感知結構」中也可能存在有反抗與顛覆此一霸權的潛在因子。本書第八章中,曾嘗試勾勒四位報人所代表的「感知結構」,每種「感知結構」都有其對應的認同樣態,本節將藉由四位報人的「感知結構」,進一步探索他們在當時的「中華文化霸權」下,所各自呈現的認同樣態。

兩位台籍報人中,吳濁流所接受的,主要是殖民地台灣的日本式教育,對漢學與漢詩的造詣,多半來自早年祖父的薰陶,加上從母語客家話、客家山歌汲取養分,以及努力自學的結果。除了從祖父、親族長輩那邊聽到的各種耆老傳聞,客家母語也是他生為日本統治領土下之皇民,與漢文化的重要連繫。童年陪伴祖父,對他來說,文化上的中國似遠還近,但在日本人對台灣嚴厲而有效的統治下,政治上的中國對吳濁流而言則是全然陌生的,一直到他在二戰期間赴南京工作,才第一次踏上中國的領土,相較於他在師範學校畢業時前往日本畢業旅行,整整晚了二十年。

客觀而言,他是一個以族群語言(客語)為母語,以日語為正式表達之官方語言,以日文為書寫工具(並藉以成為文學創作者),而又能作舊體漢詩贈答友人以遣胸懷的殖民地知識階層。雖然被殖民者歧視的許多次等國民負面經驗,讓他無法全心擁抱殖民母國,但遊歷日本本土的美好經驗,也讓他體認到日本文化並不等於殖民體制。語言和文字的日本化,讓吳濁流至少已經是半個日本人。可以想像,沒有一個漢學家祖父,或客家族群特別強調保存傳統文化成長氛圍的、與吳濁流同輩的台籍知識階層,在戰後初期的台灣社會中,「日本化」的程度恐怕只會更深。

經歷殖民統治半世紀,在一九四五年這個關口,台灣人還沒有完全變成日本人,卻已不是中國人。要把分隔五十年的台灣人變成中國人,並不像改掛國旗那麼簡單。當時經過日本五十年的統治,但還未完全變成日本人的台灣人,戰後卻被迫要立即跨越五十年分隔的鴻溝,迅速整合進入當時的中國。

前面曾多次提到,台灣人民在戰後對中國相當陌生。而即使是在台灣割日之前,曾經歷鄭成功多年經營的台灣,對於歸順中國滿清朝廷也還夾雜著「反清復明」的某些微妙心理(吳濁流的祖父吳芳信就是最好的例子),而錯綜複雜的民國政情,更是在台灣人的理解與視野之外。這種特殊的「感知結構」,讓前殖民地台灣人的認同樣態處在一種脆弱的不穩定狀態:戰後一開始表現為急於認同中國;對陳儀的統治失望後,開始對新統治者提出質疑,有因而產生回頭眷戀日本統治餘緒的,也有轉而認同中國共產黨的。吳濁流則似乎是重蹈祖父吳芳信的覆轍,選擇成為保留認同對象的「超越派」。相較於後來隨國民政府來台的中國大陸知識階層,像吳濁流這樣的台灣本地知識階層,在認同樣態上可說是大異其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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