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濁流、李萬居、雷震、曾虛白的認同：《戰後初期的台灣報人》選摘（2）

在本書第三章〈多重「感知結構」之島—認同歧異問題〉一節中，曾經提到過「感知結構」與認同的關係。「認同」是一個關於「我是誰？」的基本問題，可以包括國家認同（對政治實體）、民族認同（對族群、血緣）、文化認同（對語言、文字、生活方式）等不同層次，各層次間又彼此密切相關。一個霸權本身就是一套認同的體系，圍繞霸權的核心價值，在霸權發揮影響力的場域中，個體會不斷被整合進入這個體系，但其「感知結構」中也可能存在有反抗與顛覆此一霸權的潛在因子。本書第八章中，曾嘗試勾勒四位報人所代表的「感知結構」，每種「感知結構」都有其對應的認同樣態，本節將藉由四位報人的「感知結構」，進一步探索他們在當時的「中華文化霸權」下，所各自呈現的認同樣態。

兩位台籍報人中，吳濁流所接受的，主要是殖民地台灣的日本式教育，對漢學與漢詩的造詣，多半來自早年祖父的薰陶，加上從母語客家話、客家山歌汲取養分，以及努力自學的結果。除了從祖父、親族長輩那邊聽到的各種耆老傳聞，客家母語也是他生為日本統治領土下之皇民，與漢文化的重要連繫。童年陪伴祖父，對他來說，文化上的中國似遠還近，但在日本人對台灣嚴厲而有效的統治下，政治上的中國對吳濁流而言則是全然陌生的，一直到他在二戰期間赴南京工作，才第一次踏上中國的領土，相較於他在師範學校畢業時前往日本畢業旅行，整整晚了二十年。

客觀而言，他是一個以族群語言（客語）為母語，以日語為正式表達之官方語言，以日文為書寫工具（並藉以成為文學創作者），而又能作舊體漢詩贈答友人以遣胸懷的殖民地知識階層。雖然被殖民者歧視的許多次等國民負面經驗，讓他無法全心擁抱殖民母國，但遊歷日本本土的美好經驗，也讓他體認到日本文化並不等於殖民體制。語言和文字的日本化，讓吳濁流至少已經是半個日本人。可以想像，沒有一個漢學家祖父，或客家族群特別強調保存傳統文化成長氛圍的、與吳濁流同輩的台籍知識階層，在戰後初期的台灣社會中，「日本化」的程度恐怕只會更深。

經歷殖民統治半世紀，在一九四五年這個關口，台灣人還沒有完全變成日本人，卻已不是中國人。要把分隔五十年的台灣人變成中國人，並不像改掛國旗那麼簡單。當時經過日本五十年的統治，但還未完全變成日本人的台灣人，戰後卻被迫要立即跨越五十年分隔的鴻溝，迅速整合進入當時的中國。 （相關報導： 賴香吟專文：一個踉蹌，還是跌進了驚惶的時代 ｜ 更多文章 ）

前面曾多次提到，台灣人民在戰後對中國相當陌生。而即使是在台灣割日之前，曾經歷鄭成功多年經營的台灣，對於歸順中國滿清朝廷也還夾雜著「反清復明」的某些微妙心理（吳濁流的祖父吳芳信就是最好的例子），而錯綜複雜的民國政情，更是在台灣人的理解與視野之外。這種特殊的「感知結構」，讓前殖民地台灣人的認同樣態處在一種脆弱的不穩定狀態：戰後一開始表現為急於認同中國；對陳儀的統治失望後，開始對新統治者提出質疑，有因而產生回頭眷戀日本統治餘緒的，也有轉而認同中國共產黨的。吳濁流則似乎是重蹈祖父吳芳信的覆轍，選擇成為保留認同對象的「超越派」。相較於後來隨國民政府來台的中國大陸知識階層，像吳濁流這樣的台灣本地知識階層，在認同樣態上可說是大異其趣。

同樣生長於前殖民地台灣，李萬居的自我認同卻很清楚。早年的困頓，讓他義無反顧的要棄絕那種與被殖民經驗捆綁在一起的受壓迫感，去追求他理想中的祖國。但在他的「中國認同」中，還包含著一個在人生早期相對幽微，到了晚年益發凸顯的「台灣認同」，亦即在「中國認同」之下，還有一個「台灣認同」。他的台灣認同表現在「解救三百六十萬同胞」的豪語中，也表現在《台灣民聲報》（重慶時期）以及《公論報》的發行與言論內容上。不同於受了完整日式教育的吳濁流，只讀了三年日制公學校的李萬居，在自我認同部分的「感知結構」上，幾乎沒有「日本人」這部分，而是「中國人」加上「台灣人」的雙層構造。在二戰結束前，這兩部分是完全水乳交融、相輔相成的。他為中國抗戰冒險深入敵營蒐集對日情報，建立起與國民政府合作的信任基礎。但等到戰爭末期在重慶待命準備回台灣時，他就已經發現，雖然台籍人士一再提出許多實際有用的建言，但台灣子弟在國民黨政府中，其實是處於相對邊陲的點綴性位置。而由於昧於台灣社會的各類實情，國民政府接收台灣，是在訊息不夠完整、準備不夠充分的狀況下進行的—這點可以從後來的發展得到驗證。

「半山」集團雖然成為國民政府在接收台灣後起用的第一批台籍人士，但其忠誠度還需接受考驗。對國民政府來說，二二八事件不啻是對「半山」效忠度的大考驗，而事件中一度希望持平論事的李萬居，顯然未通過此一「考驗」，自此成為半山中的「黑羊」。這個轉折雖未斷送李萬居的中國認同，但認同中國，不等於認同國民黨，他開始對國民黨政府改採諍友立場，希望國民黨能夠改進。但國民政府的威權統治不是一、兩個執意諍諫的民意代表可以撼動的。他與國民政府的緊張一直持續到一九五○年代末期，因本土黨外政團與中國大陸來台的雷震等決定合作組黨而達到最高峰，也是他「台灣認同」的高峰。

李萬居的「台灣認同」也表現在他省議會的質詢內容中，他是雲林選出的省議員，關心農村貧苦，揭穿官方宣傳的粉飾太平，與高官「何不食肉靡」、不識民間疾苦的顢頇。他也為地方排水工程爭取經費，為二二八繫獄者要求從寬量刑。在政治高壓年代，李萬居一手辦報、一手問政，以行動落實他對家鄉人民的關心，落實他的台灣認同。

與李萬居一起合作組黨，並為此繫獄十年，隨國民政府來台後創辦《自由中國》的雷震，在認同樣態上也有類似李萬居的曲折。他當然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他對台灣這塊土地並沒有先天的感情羈絆，但卻基於一種務實的態度，主張建立「中華台灣民主國」。這是因為他將政治認同與文化認同做了一個務實的切割，亦即在文化上認同台灣屬於中華文化，但在政治上，他卻充分認識到，依照民主原則，國民政府必須切實開放省籍人士的參政權、開放組新政黨、開放言論自由，才能確保政權的合法性。這也是雷震與曾虛白最大的不同。

生長在一個安家立戶於浙江，卻歧視浙江人的河南人社區中，早年經驗讓他深深瞭解「高級外省人」這類迷思的危險與虛妄，以及社群與個人為此所必須付出的代價。他瞭解一旦「偏安」，就必須「土斷」，才能融入當地社會、獲得統治的合法性。他因此反對國民政府統治集團以反攻大陸為由，剝奪人民各項權利。他與其他外省知識精英同樣念茲在茲於如何在台灣維護中華民國政府的正朔，但與其他人不同的是，他始終堅持必須以民主的價值為前提。從早期的反共擁蔣，到反對蔣氏父子獨裁統治，進而主張成立「中華台灣民主國」，努力爭取本省人的支持，以求保住外省人政權的正當性，以及外省族群在台灣的生存空間。他並預言國民黨如果再不和台灣人分享政權，台灣人終究會走上追求獨立之路。這是他在一九七二年提出的見解，於今觀之，耀然如新。

曾虛白的認同樣態則是四位報人中最首尾一致的。不同於雷震已經將「政治認同」與「文化認同」做了切割。在曾虛白的認同樣態中，文化的中國等同於政治的中國，而在這樣的一套論述中，民主憲政也好、言論自由也罷，一切都有待反攻大陸來實現，因此現下的一切作為，都必須以反攻大陸為前提。 （相關報導： 賴香吟專文：一個踉蹌，還是跌進了驚惶的時代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卓越新聞基金會執行長，本文選自作者新作《戰後初期的台灣報人：吳濁流、李萬居、雷震、曾虛白》（玉山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