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輝思想由唯心轉唯物；政治上曾是共產黨、入仕國民黨、合縱民進黨；認為歷史非直線，手段必須正反合。一下左、一下右，一會兒實、一會兒虛，何者才是真正李登輝？
在台灣民主留下一頁的前總統李登輝，國族認同上，曾受日本統治，一度嚮往做中國人，最終主張「新台灣人」；思維信仰，從「唯心」轉「唯物」，之後追隨主耶穌；政治光譜，一度投身共產黨，入仕右派國民黨，轉身合縱表面稱左、實則向右的民進黨，卻又是獨派共主「台灣之父」；謀略身段，有時「戒急用忍」，亦講「諸法皆空，自由自在」。
闖蕩政治江湖，水無常形、月有陰缺，何面才是真正李登輝。
惟心變惟物，再拚命找神
李登輝曾自我解讀，稱自己：「是ＡＢ型的，個性很極端、內心很矛盾；雖然很理性，但也有情緒性的一面，兩項特質同時存在，怎樣調和是個問題。」
他闡述內心世界的轉化：「自己很早熟，隨著知識的增加，常常產生『人是什麼』的疑問；昭和十六年（一九四一）祖母過世，開始針對『死亡到底是什麼』的課題有深入的煩惱。」
李登輝說，因沒有想清楚自我和生死，「感到很艱苦（難過）」，所以讀書，透過掃廁所、只能挾眼前菜等自我克制，以及日本教育中「禪」、「武士道」等哲學訓練，有了「唯心」的認識。
二戰終止，李登輝看到日本在美軍空襲後，全國成為火燒島，物資缺乏，非常感慨。他說，在這之前，自己不關心肉體與物質，「但現實上，在那種社會百般蕭條的情況下，人要生存，糧食問題、環境問題都比靈魂更重要。」他開始沉迷「唯物論」。
只是「雖然研究馬克思約十年，心卻還是空虛的。」於是在三十四、五歲時，「我放性命（拚命）去找神。」
經過幾年徘徊，李登輝說，基督教中「信心若沒有行為就是死的」，解決他對信仰「如何實踐」的質疑；再者，《聖經》強調麥子落土才能結粒的「死始能知生」觀念，與年輕時學習的「武士道」相連貫。宗教解決了他的疑惑，「我被基督的愛擄獲，三十八歲受浸做基督徒。」
歷史非直線，正反合應變
李登輝的內心與人生一直處於變動狀態。年輕時想當歷史家，赴美念書後成為農業經濟學者，埋首理論；受蔣經國提拔投入政治後變得務實；政爭處於「如觀音山頂的左右一國命運孤獨之戰」，則翻《聖經》接受神啟。
李登輝經事處世手段隨現實轉換，他說因為「歷史演變不是直線的，我的想法都是『正反合的辯證法』。」正、反共震幻化出新局或者解答，或是脫離被設定的賽局。
李登輝的「正反合」辯證，就是他悟了幾十年參透的應變心法。一切心理有數，但他也說，身處政治宮廷時，「不可以太隨便，不可讓人家看到自己腹肚裡在想什麼。」外界不明所以，便覺他善變、多變，詭譎不可測。
左派信念展現在對農業主張
李登輝後來雖然從馬克思轉向上帝，但早年左派思想還是影響著他。
1968年完成、1971年出版的博士論文《1895～1960年台灣經濟發展中部門間的資本流動》（Intersectoral Capital Flows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aiwan, 1895-1960），獲得全美農經論文第一獎。這本書研究台灣工業化過程中，如何從農業部門汲取資源。
李氏雖肯定台灣農業政策的正確性，但研究農工部門資本移轉，其實也是在關切二元經濟結構中，工業部門對農業部門的剝削。
李登輝1968年完成論文回台，就被聘為國立台灣大學教授兼農復會技正。1970年代初，台大學生社會意識抬頭，保釣運動、學生百萬小時奉獻運動如火如荼。當時任教台大的李登輝，建議台灣大學社會服務團針對農村經濟九大問題進行問卷調查研究，把農民對當前問題的意見做成報告反映給政府。當時社會服務團農村組負責人就是他的學生、助理蔡吉源。
1972年初報告出爐，但據蔡吉源稱：「因極右派（如王昇）杯葛，並未公開發表，只由台大刊印50本，限相關主管機關（如農復會，即後來的農委會，及省農林廳）人員閱讀。」 （相關報導： 李登輝1923-2020》劉泰英：他讓台灣經濟高度成長，勞動所得大增 ｜ 更多文章 ）
不過，李登輝1972年擔任政務委員後，這些主張成為他「加速農村建設運動」政策的根本，也成為當時第一次石油危機工業部門失業嚴重、人口回流農村時，政府的因應措施根據。（郭宏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