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泰英認為李登輝卸任後的二十年，民眾的薪水沒有增加，利息又越來越低，想靠股票股息賺錢，卻因為外國人投資股票比重過高，股息都被外國人拿走，導致民間可支配所得沒有成長，這就是台灣這幾年民間消費沒有增加的原因。
台綜院創辦人劉泰英，是前總統李登輝身邊最重要的財經幕僚。在李登輝時代，他擔任過中華開發銀行董事長、國民黨投管會主委，人稱「大掌櫃」，對李在經濟與財政政策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外界尊稱他為「泰公」。他與李登輝結識近六十年，對李有非常貼身的觀察。
以下是劉泰英的口述：
李登輝有很強的生命力，他年輕就得過肺結核，肺部本來就不好，心臟還裝十多隻支架，近幾年又有些身體狀況，撐到現在靠的是意志力。
度過九七金融風暴靠信任和授權
李登輝是位哲學家，他從小接受日本教育，大學到日本京都帝大念農經，戰爭結束後，再回台大繼續念。
他在日本念書時，學的是劍道，劍道就是「人道」，他追求武士道精神、講忠義，這是他的基本訓練。所以他一定是忠心耿耿，他對蔣經國如此，當上總統後，對國家更是如此。
我在念台大經濟系三年級時，就認識李登輝，他當時是台大農經系兼任講師（還未到康乃爾大學念博士）；他也到我們系上教課，同時擔任農復會（農委會前身）的技正。我則擔任台大經濟系教授張果為的助教，以「台灣農業生產力研究」申請到農復會補助，我們常常開會討論，他對我印象很深。
我台大畢業後，先在行政院主計處做事，後來又到美援會（美援運用委員會）負責「第四級四年經濟計畫」，農業經濟方面是李登輝負責，我則負責非農業部分。我會與同事下班一起吃飯、喝酒，因為李是老師，平時較嚴肅，我們不好意思找他。他發現後，還特地來跟我說要找他一起，他也有輕鬆的一面。
後來我們在康乃爾大學還成為同學，他雖然修的是農經博士，但常來我們系上修課，我們算是「同學」。
創造高鐵等公共投資讓阿扁收割
他當上總統後，找我做官，我拒絕。後來安排我到中華開發工銀，看我幫工銀賺大錢，又找我去整頓黨營事業，我把過去放在黨國大老個人名下的黨營事業股票收回，將黨產回歸為法人制，因而得罪了不少國民黨大老。
他任內發生過東亞金融危機，台灣能全身而退，就因為李登輝對我的信任。他信任你本人，就信任到底，相當授權。
當時我以經濟敏銳度與資訊，判斷韓國外匯流失的速度，一定會爆發金融危機，要台灣趕快因應。果不其然，韓國爆發的日子跟我預測的一樣。
我是李登輝總統府財經小組成員的召集人。當時台灣很多公司快要撐不下去，我認為是非經濟因素，一定要用政策去救，所以我找交通銀行、台灣銀行等公股行庫的董事長商量，請他們讓中小企業「只收利息不還本」，否則企業倒了，銀行也會垮，台灣經濟就危險了。
當場就有銀行擔心若變壞帳怎麼辦？我說：「我負責！」官員要有人負責，他們才敢幹。後來我用書面簽呈給李登輝，他二話不說馬上就簽字。 （相關報導： 追念民主先生 蔡英文：李登輝精神引領我們追求「生為台灣人的幸福」 ｜ 更多文章 ）
李登輝任內的財經政策，強調一定要把經濟基礎打好，企業要有投資，公共投資也要配合，所以才有高鐵、一○一金融大樓、十八標（汐止五股高架快速道路）等，阿扁的公共投資都是承續李登輝時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