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台北是一座最進步的座標，除了首都光環，更因為台北工商密集，廣設大學，人口結構菁英薈萃，願意接受最先進的思潮，台北市民在威權時代選出黨外市長高玉樹，培養出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三任總統，2014年推舉超越藍綠的柯文哲，2018年選出時代力量林穎孟、黃郁芬、林亮君（現已退黨）三位太陽花世代年輕議員，在一個引領全台灣民主實驗的聖地上，卻因為特殊的權力食物鏈，里長制度成為數十年妨礙台北進步的灰色地帶。
里長不是民意代表，沒有權限監督市政，必須和合法的民意代表合作，中央議題請立委幫忙，地方議題請議員幫忙，里長無行政權，不熟悉市政分工，需要民政局派里幹事駐點施政。各位看到這裡，是否想問里長的功能到底是什麼？
在政府資訊與民智不發達的時代，久居數十年的里長了解地方事務，可作為民眾與政府的溝通橋樑，此刻里長對市政的貢獻式微，權力卻絲毫不減，造成亂象頻傳。
現在的台北市民如何與台北市府溝通最有效率？
市民需要陳情時，僅需撥打1999專線，保證列管必給回覆，執行力高昂屢屢被他國政府作為借鏡，比搞不清楚局處職責的里長更加可靠。
民眾若遇到建設經費、重大政策的陳情，只要打電話或傳臉書訊息向選區市議員陳情，大多能得到善意回覆，台北市63位市議員，每位議員的助理費足以聘雇4-6位全職助理，議會大約聘有三百多位公費助理，等同有有四百多人服務民眾。
難道24小時1999專線＋議會四百餘人＋四百多位民政局公務員里幹事，還不足以為市民解答各項市政疑難雜症嗎？
柯文哲怎能容許台北市民被閹割掉選擇里長的權力？
里長足以代表民意嗎？台北市2018年市長與市議員選舉競爭激烈，但里長選舉竟然高達34.21％的選區僅有一位候選人登記，也就是從繳交保證金當天就已經當選，甚至一位里長連任幾十年，沒有經過民主競爭與政見辯論，形同閹割台北民眾的投票權。
以台北市最精華的大安區為例，2018年竟還有好幾位接近七十歲的高齡里長同額參選，例如義村里潘明勲（1952年生）、誠安里李有福（1957年生）、錦安里龔志慧（1955年生）、龍淵里汪吉秋（1953年生）、黎元里柯邱素鑾（1951年生）、建安里溫進亮（1949年生）。高齡里長如何為居民帶來創新的服務？同額參選如何呈現民意代表性？
里長制度為何扭曲？
里長不具備質詢市府官員的權力，所以市府大可不理會里長的無理要求，但里長認識不少居民，成為議員眼中的票倉來源，被高高捧在手掌心，以大安文山區為例，13位議員看似高高在上，但每個里只有一位里長，里長可以選擇挑選交好的議員來做鄰里服務，像修路燈這種小業務，里長可以決定給交好的議員辦公室來向市府爭取，議員再對外宣稱政績。這不但是劃地為王，同時也剝奪掉其他議員服務里民，以及里民選擇好議員的權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