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民主是好事？人們應該為好事而高興。但是在台灣，自由民主雖也是政治正確的話語，但總掀起強烈的負面情感。比如，同樣在彰顯台灣自由民主時，可以看到李凈瑜的憤怒、顧立雄的焦慮、柯文哲的輕蔑、太陽花的沮喪。他們的共通方法，是選擇某個不民主不自由的對象，透過拒斥，來建立自尊。
柯文哲嘲弄新加坡與香港像鳥籠，覺得還是台灣的民主自由好。外界有人覺得他太輕挑，但是幾乎可以預言，如果他不輕挑，難不成得訴諸憤怒、焦慮或沮喪的態度？簡單說，輕挑反映的固然是他的風格，但是無論他是什麼風格，跳脫不出的在地規律是，台灣的民主自由永遠與負面情感共同出現。
鳥在籠外，可見到籠中之鳥，鳥在籠中，也可隔著鳥籠看飛鳥。籠裏籠外到底誰的空間大，是個政治想像的問題，因此籠中之鳥對飛鳥表示同情，也就不足為奇。新加坡人與香港人對自己的政治體制有壓迫性，清楚得很，但是對台灣是否因而會羨慕，就各有立場了，端看他們從籠子的什麼角度切入而已。
台灣人對自己的政治體制沒有比較的眼光，不像新加坡或香港人可以經過比對，從外界眼光看自己，因此知道自己所處的政治體制難稱完美。這種意識，台灣人難體會，畢竟我們只有從自己看自己的內部視野，所以內部的政治正確性就是一切，政治正確性不但決定我們是什麼，也連帶決定別人是什麼。
由於政治正確的是自己，成為指指點點對象的別人，必然不正確，對這個對象是要嘲弄、抵抗、怨嘆、消滅，有賴政治藝術及政治現實所共同決定。但不論對象何在，最後能成為台灣政治領導把握得到的，一定只有台灣內部的弱勢，由他們當替罪羔羊。此何以民主自由在台灣的情感必負面，過程必痛苦的。
決定了對象以後所採取的手段，為的是彰顯與保護台灣的自由民主，因此就一定是在自由民主的層次以上事了，也就不能受到自由民主本身的價值所限制，甚至愈是超越自由民主程序，愈是反映危機之重大。敵人愈可怕，台灣的自由民主愈可貴，內部代理人愈可恨，而民主自由在台灣就得演成愈痛苦。
柯文哲在出訪新、港期間，對如火如荼的去蔣化不表贊同，認為無助於團結。這番寬容的表達，出乎他意料也等於質疑他自己對新、港的嘲弄，請問嘲弄新、港有助於新、港的自由民主，或台灣與新、港團結一致面對北京嗎？最重要的是，他沒注意到，民進黨去蔣與他嘲弄新、港，是來自同一股社會情感。
去蔣是轉型正義的一小環，而轉型正義是彰顯台灣民主自由不可或缺的關鍵。必須注意，台灣的民主自由迄今無關乎自由民主的內在價值，而在於打倒不民主不自由的對象，打倒的過程比打倒的對象或目的更重要，過程一停頓，民主自由的感覺就消失，便被迫面對後殖民地的文化空虛，自尊立刻崩解。
選擇打倒對象，無非就是針對政治失敗的一方，但深恐動力不足，結果無限擴大，在貪婪與自尊的驅策下，大量羅織轉型正義的對象。民進黨看婦聯會，振興醫院、蔣經國基金會，就跟柯文哲看新、港一樣，都是個拒斥對象，到底新、馬有多鳥籠或蔣經國基金會有多不配合政府，是按情感需要編的故事。
至於對李凈瑜表面救夫，實際尋求政治表演舞台的指控，就算屬實，也絕不僅止是她個人的風格而已。關鍵不在於她真的關心丈夫李明哲嗎？而在於消費李明哲來凸顯台灣的自由民主，如此作法能激發她自己的憤怒，並調動社會的迴響，而這樣的情感潮流必須早就熱身完成，李凈瑜最多是運用而已。
台灣各界對民主自由究屬何物，既不曾理解，也無從理解，凡是自己反對的，都只能斥為威權統治。俟舉國上下以自由民主為認同，進而捲入非訴諸自由民主而不得發言，卻因不存在建立自由民主的真實情感需要，乃陷入一種隨時空洞化的恐懼，打擊某種威權便成為持久的壓力，人人緊繃，互為對象。
不過，相較於民進黨以轉型正義遂行威權專制才有的聚斂掠奪，或李凈瑜以放棄救夫來做出抵抗強權的政治表態，反而，柯文哲嘲弄新、港的鳥籠政治，還算是近來最溫和的一種自尊方法。他幫助我們迴避台灣內部對民主自由的侵犯，緩和對政治不正確的獵巫，縱非民主自由，起碼是有心維繫籠內和諧。
＊作者為台灣大學、中山大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