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新聞》習大親信空降,藉港澳辦換將一箭四雕

2020-02-29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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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寶龍以全國政協副主席、秘書長的國家領導人級別身分,兼任港澳辦主任及黨組書記。(中國網)

夏寶龍以全國政協副主席、秘書長的國家領導人級別身分,兼任港澳辦主任及黨組書記。(中國網)

繼一月四日香港中聯辦人事變動後,二月十二日中共港澳系統再次人事大變動。中國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兼秘書長夏寶龍空降兼任港澳辦主任及黨組書記;前港澳辦主任張曉明調為副主任兼黨組副書記,但仍維持「正部長級待遇」;另外,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澳門中聯辦主任傅自應也同時兼任港澳辦副主任。

張曉明降級問責「戴罪立功」

與香港中聯辦主任換將相比,這次港澳辦人事調整是整體性的、系統性的,不是簡單換人,對香港意義深遠。

第一,兩次換人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高級人員空降」。換上的人都不是原先港澳系統官員,也不是新進官員,而是比原官員資格更老、地位更高的人空降。

調任香港中聯辦主任前,駱惠寧官至山西省委書記,因屆齡卸任剛調往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任副主任,其資歷在前中聯辦主任王志民之上。

夏寶龍比駱惠寧更高一級。政協副主席已是「國家領導人」級別(副國級),雖然政協有二十四個副主席,且多均屬「養老」性質;但夏寶龍兼任政協秘書長,在政協系統中僅次於政協主席汪洋,是二號人物,並非「養老型」的副主席。同時,夏寶龍又是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的親信,是「之江新軍」的得寵人物,由他掌管港澳辦這個部級單位,顯示習近平對港澳辦角色的重視。

第二,張曉明一輩子都在港澳辦系統工作,擔任過香港中聯辦主任,對香港情況非常熟悉。前香港中聯辦主任王志民被貶後,「流放」黨史研究機構,但張曉明則留任為港澳辦「二把手」。從一把手變到二把手,當然算是降級問責,但考慮到「正部長級待遇」不變,而且一把手是「空降」的首長,多少還給張曉明留面子。張曉明這個二把手依然相當重要,這既說明中央還要倚重張曉明這類技術官員,也可視為給張曉明「戴罪立功」的機會。

第三,中聯辦和港澳辦的關係長期模糊。從部門設置上,港澳辦和中聯辦都是中央與港澳地方官僚系統的對接單位。港澳辦對接的是國務院,代表中央處理港澳事務,類似以前的「理番院」。中聯辦是中央的派出單位,代表中央「在地」地處理與當地政治的關係,相當於「駐藏大臣」。

江派藉《逃犯條例》事件試探習

理論上說,兩者都是國務院部級單位,主任都是正部級,平起平坐,但實際上,港澳辦又似乎高中聯辦半級。比如,只有一個港澳辦,卻有兩個中聯辦(港、澳);張曉明從香港中聯辦主任調任港澳辦主任,算是升遷;在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中,當時身為港澳辦主任的張曉明是副組長,中聯辦兩主任只是組員。兩個機關處於上下級與平級之間的模糊關係,相當尷尬。

這次調整正式理順了港澳辦和中聯辦的關係。現在港澳辦主任是由副國級領導人來接,比中聯辦主任的正部級高。中聯辦主任兼任港澳辦副主任,這更意味港澳辦是中聯辦的領導機構。於是兩個機構事實上被統一起來,從某種意義上,中央機構(港澳辦)取得勝利,在地機構(中聯辦)被收編,意味中央會進一步加強對港澳的控制。

第四,港澳辦收編中聯辦,意味港澳辦權力進一步壯大。中央級別處理港澳事務的最高主管是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第一副總理韓正,兼任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及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組長。經過這次人事變動,張曉明從副組長降為組員,夏寶龍取代其副組長的職務。但港澳辦系統在小組中的成員也因此從三個變為四個,占組成人員一半。在只有八人的工作小組中,多了一個席位,變動並非微不足道。

港澳工作協調小組是極少數習近平不親自擔任小組長的小組。韓正一向被視為「江派」。雖然筆者懷疑現在江派還有多少能量,但香港政壇確有傳言,《逃犯條例》事件是江派韓正給習近平搞的小動作。特首林鄭月娥是習近平欽點的人選,韓正領導的港澳辦和中聯辦(尤其後者),在《逃犯條例》事件中推波助瀾,不但沒有力保通過條例,還發動中聯辦捧上位的建制派議員不斷批評林鄭扯後腿。

調整治港策略,重整親中力量

因此,這次港澳辦人事調整「一箭四雕」:一、對《逃犯條例》事件的「問責」,多少表現出讓步;二、習近平派出親信直接控制港澳辦─中聯辦系統;三、提高港澳辦級別,擴大港澳辦能量;四、在港澳工作小組中變相架空韓正的領導力。總之,最後實質性地收回了習近平對港澳工作的親自領導權。

習近平此舉當然不是一時興起。這次港澳辦人事調動和湖北省委書記、武漢市委書記兩個職務調動在同一天宣布。有理由相信,這是習近平在香港風波和武漢肺炎後,面臨黨內質疑之際,防止政治風險的措施。

中國武漢肺炎:香港特首林鄭月娥戴口罩(AP)
林鄭月娥(前)向中央發密件,抱怨建制派沒有和港府站在同一陣線。(AP)

從另一方面看來,《逃犯條例》事件後,中國在香港管治面臨重大挑戰,中國也確實需要調整治港策略,首先就要重整香港親中力量。香港親中力量存在政府和建制派的分裂,林鄭的後台是習近平,不少建制派的後台是中聯辦,間接受韓正領導。

林鄭月娥一向自視過高,又和中聯辦原主任王志民不和,《逃犯條例》還拖累整個建制派,於是很多建制派議員都不加掩飾地指責林鄭。武漢肺炎雖讓香港暴力衝突減少,但疫情令香港更多人反政府,甚至不少藍絲(親建制派)也怒罵政府。政府的支持率反比暴力行為最激烈時還要低。

香港九月將進行立法會選舉,民眾對政府的負面情緒像滾雪球一樣愈滾愈大,民主派藉《逃犯條例》和武漢肺炎的動能,如無意外必將在地區直選中大勝。民主派還積極組織工會,動員「黃色」商家登記為功能組別選民,大有一舉攻占功能組別的希望。一旦如此,將是香港回歸以來民主派首次控制立法會,這將強烈衝擊中共管治香港。

對中共而言,當前無法承受建制派分裂。

林鄭向中央抱怨同路人沒有跟上

香港《蘋果日報》日前報導,林鄭向中央發出密件,她向中央抱怨建制派沒有和港府站在同一陣線「令人失望」,也抱怨個別建制派人士對她人身攻擊,行會成員表現也「差強人意」,自己正處於「四面受敵的困難時刻」。她提出兩項建議:中央向香港提供口罩以及讓香港包機接回武漢港人,藉以扭轉形勢。

在林鄭密件發出之後不久,一直與香港各界「保持距離」的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就在中聯辦首次會見親中社團,用「反對派要奪取管治權」形容立法會選舉之「嚴峻局面」,要求建制派要團結,又讚揚林鄭為疫情做了大量工作,呼籲建制派應給予支持及鼓勵。此事正反映了中央先整合港澳管治系統,再整合香港親中陣營,從而保住香港管治權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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