憲法可以在一夕之間獲得通過；而憲政文化，則必須經過養成，通常需要不止一個世代的光陰。從來沒有單一的憲法典、卻是世上第一個民主憲政國家的英國如此；寫成第一部民主憲法、成就了兩百餘年憲政的美國，亦然。在許多沒有任何民主傳統的國家言之，養成憲政文化的過程，尤將經歷各種既有社會文化的沖擊冶鍊，無法速成。台灣的憲政，用憲法的年齡計算，已有六十五年；若用解嚴的時間計算，則只四分之一個世紀有餘。五十年的日本統治，沒有任何憲政文化的養成可言。台灣要從自身的社會文化傳統觀察，才能依循著歷史時間的縱深，看出憲政文化養成的端倪。
輸入憲政，通常要從寫作一部憲法開始。辯論內閣制、總統制、雙首長制孰優孰劣，原是制訂憲法時必經的初階學習。我國憲法制定前，歷經了數十年的爭辯，宋教仁主張內閣制與孫中山主張總統制，是其代表；制憲之際，張君勱主張內閣制與國民黨主張總統制，於是折衷成為雙首長制。制憲之後，學界仍然爭辯不絕，多是沒有憲政經驗而以為制度設計決定一切的紙上談兵。現在有了實際民主憲政經驗之後，對於政治現實感到不滿的人們，近日忽又提出修憲改採內閣制的主張，台灣似乎又將回到制度決定論的爭辯。
內閣制中，國會的多數黨同時掌握立法權與行政權，立法與行政兩權的制衡關係不如總統制與雙首長制明顯。今天如果台灣是內閣制，部會首長在國會中都有議員的身分，服貿協議應該早已經通過了。這是否可欲？國會的議員兼任行政部門的職務，國會議員的品質也同時決定了行政部門首長的品質。這是否可欲？議會議政品質，如果是今日台灣的政治品質問題的痛腳，改採內閣制必將加重國會的政治分量，這是否可欲？
台灣憲法良窳的論證之中，用歷任民選的總統表現均屬不佳，證明台灣的憲法寫得不好，也是近來新出現的一種有趣觀點。這個觀點，或許可以證明譴責選民是政治的不智，譴責憲法則憲法不會回嘴，所以譴責憲法就成為廉價的選擇！其實憲法的既有規定已經可以回應這個觀點。憲法規定總統至多只能做八年，是假設權力會使總統腐化，八年之後就會腐化到不能再做總統的程度！總統的選民通常不會這樣想，但憲法卻已預言民選的總統恆具有八年即不堪其任的品質。民選的總統表現不佳，早在憲法意料之中，怎麼會說歷任總統選的不好是憲法的錯呢？立法委員選得不好會是內閣制的錯嗎？
另外一個觀點，則是說台灣的憲法不好，是因為是「龍的憲法」之故。此辭的原創者是上一代的憲法大師李鴻禧教授。這就要談憲政文化的養成問題了。
制定憲法，通常以為主要的學習是選擇政府制度；熱衷於政府制度的辯論，與討論心態尚留在制憲階段，有時不無關係。人們大都並不察覺政府制度的討論不是憲政文化養成真正的關鍵所在。各種民主憲政體制，都可能成功地養成憲政文化。養成民主憲政文化，更重要的是養成接受平等的觀念；最艱難的試鍊則是，平等，是公民學會討論公共問題之前，不先區別討論者，特別是不從人所不能自我決定的因素（譬如說出生），去區別人，做為辯理以決定公共討論是非的基礎。
在主張平等就是正義(Justice as fairness)的《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書中，John Rawls (羅爾斯) 為社會成員討論每個社會成員都受公平對待的根本原則所設計的場合，是位在「無知之幕」之後。進入無知之幕的人只知道自己是社會成員，不知道自己的出生與社會背景，也必須承認其他參與討論的社會成員的平等身分，就是為了成就只計討論主題的審議、不問討論者出身為何的平等境界。與之對立的社群主義(communitarianist) 哲學，批評Rawls 假設社會成員是相同的原子而忽略其社會紐帶是脫離現實的一廂情願，其實顯示出未能體會其所提倡參與討論所應具有的平等襟懷。
將人定義為「社會關係的集合」而提倡社會主義的馬克思，與特別重視人際倫理「關係」的儒家社會，都是將群體（階級或宗族、族群）紐帶看得比個人平等更重要的社群主義文化典型，在憲政意識的養成過程中，都有群體主義文化形成的障礙存在，也就是根據族群關係隸屬決定討論公共議題是非的憲政文化習慣。
閱讀此文的朋友如果有人要說Rawls是外國人，他的學說未必適合我國國情，可能也已陷入了因族群廢言的陷阱。其實，除了台灣自身的憲法經驗之外，世上沒有一種憲法制度是內生於台灣的。台灣也從來沒有實施內閣制的經驗，循此邏輯，可能根本沒有討論內閣制的餘地。我們應該拒絕這類訴諸血緣族群類別意識的思考習慣與論證邏輯。
「龍的憲法」是用制訂憲法者的族群屬性暗喻論斷憲法良窳的論證形式，也同時存在著相同的論證陷阱。使用此種論證的頻繁與否，與其在當代憲政議題討論中受歡迎的程度，應該可以用來檢驗台灣憲政文化的養成進程，也可以用來討論，在台灣養成平等自由主義憲政文化的困難程度。
＊作者為東吳大學法研所、台灣大學政研所兼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