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新聞》向藝術「卸密」,白色恐怖受難者後代直面幽深傷口

2019-12-27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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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受難者後代、藝術家蔡海如,將自身探尋過程的挫折轉化為發起集體創作的動力。(柯承惠攝)

政治受難者後代、藝術家蔡海如,將自身探尋過程的挫折轉化為發起集體創作的動力。(柯承惠攝)

「我經常覺得自己像是個局外人,像是在魚缸內隔著一層玻璃看著其他人在講話。」曾經是政治犯施明德女兒的施又熙緩緩地說。二○一九年十二月十日,美麗島事件已經四十周年,威權體制遺留的政治暴力卻仍是現在進行式,白色恐怖受難者與家屬所承受的集體創傷尚未治癒。

政治受難者後代也是準受難者

施又熙曾多次在受訪中提到,施明德被捕當天,學校的訓導主任在升旗典禮上熱烈宣布這個消息,全校當下歡聲雷動,她的心中油然升起一股矛盾:「父親被抓到了,全世界都在放鞭炮。」隨後她卻被訓導主任叫上司令台,公開揭露她就是施明德的女兒,從此承受同學指指點點。

台灣社會經歷超過四十年的威權統治,上萬名異議分子遭到壓迫,意味著有成千上萬個家庭曾遭受不可逆的政治傷害。國家人權博物館館長陳俊宏指出:「政治受難者後代也是準受難者,他們經歷的苦難不會比其他人少,所遇到的歧視和排擠遠遠超過我們的想像。」

具有心理諮商背景的促轉會專任委員彭仁郁表示,她過去在臨床經驗中發現,政治受難者家屬擁有獨特的生長經驗,可能是在成長過程中,隱約意識到家中難以名之的特殊氛圍,也可能是直接經歷高度緊張的親子互動。

彭仁郁說,政治受難者後代經歷創傷,卻感到孤立而無法向他人訴說,他們最大的疑惑是:「此刻所承受的痛苦是個人問題,還是歷史加諸的集體經驗?」因此他們很需要和其他受難者後代「聊一聊」,除了和自身對話,也開始嘗試與外界溝通。

有心理諮商背景的促轉會委員彭仁郁說,受難者後代經歷的創傷同樣沉重。(促轉會提供)
有心理諮商背景的促轉會委員彭仁郁說,受難者後代經歷的創傷同樣沉重。(促轉會提供)

國家有責任退讓出對話空間

政治受難者後代、藝術家蔡海如是這樣走過來的。一四年,她邀請一群白色恐怖受難者的女兒共同創作,舉辦「喬.伊拉克西的鏡花園」藝術展,透過瞭解彼此的經驗,掀開源自國家暴力與社會外力滲入家庭內部的影響。

蔡海如提及自我探索的過程仍難掩激動。十年前她首次向政治犯父親詢問案情時,父親竟瞪著眼睛說:「你是調查局的喔!」讓她當下起了雞皮疙瘩,嚇得不得不關閉叩問的門窗,只能偷偷摸摸地搜尋其他受難者的故事,補遺家中噤聲的話題。

追尋的過程磕磕碰碰,滿是傷痕。蔡海如回想:「我找到受難者陳英泰的部落格時留了一則私密留言,沒想到他竟公開回應,把我和父親的名字都寫出來,甚至留下電話要我直接聯絡。我當下嚇得關上電腦,感覺自己『跑無路』。」

蔡海如的第二次追尋,是在YouTube上看到受難者葉雪淳製作的電子樂與動畫,因為心生佩服而前往留言,沒想到前輩竟然直接打電話給她的父親。直面父親的過往,總是觸動她從小壓抑的情緒。「我見到陳英泰時,只是一直哭,這才發現儘管已經是一個成人、一個媽媽,碰到這種狀況依舊失能。」

不過,陳英泰與葉雪淳相繼過世,又讓蔡海如退縮。「兩次想碰觸,兩次都遇上死亡。」感到挫折的她這時才動念想和其他白色恐怖受難者二代聊一聊,最後以她較為熟悉、擅長的藝術之名發起行動,找來一群受難者的女兒共同創作,戰戰兢兢又戒慎恐懼,卻因此而有了收穫。

五年前的「喬.伊拉克西鏡花園」展覽帶給彭仁郁很大的啟發。因為她進入促轉會後負責的工作便是重建社會信任,「重建社會信任是要去思考『我和國家的關係是什麼?』而受難者後代經常懷疑:『若我沒有直接被暴力施壓,那我是什麼?』」她認為國家有責任退讓出一道對話的空間。

因此,彭仁郁邀請蔡海如舉辦「政治暴力創傷受難家屬創作與對話工作坊」,參加者在藝術家與心理師的陪伴下,透過各種感官與藝術介面,尋求創傷經驗的階段性整理與療癒。她期待,受難者後代可以在藝術創作與社群對話的過程中,卸除僵化的身分、敘事與外界加諸的刻板印象。

不同的創傷生命史以藝術共感

工作坊進行的過程中曾經有人退出,不過彭仁郁並不介意,也盡量不以公務機關的績效思維評估成果。自我探尋了十年的蔡海如也說:「我其實也是一步一步在走,不是飛快地跳,每一次公開身分及展覽,並不全然舒服。」

語言難以表達的創傷透過藝術的形式釋放,蔡海如腦海中有一幕特別深刻。在一場肢體課程中,每個參加者肩併著肩、隨著音樂擺動,「雖然什麼故事都沒有說,卻有一種在一起的感覺,愈來愈不怕,愈來愈不難。」

部分參與者都不約而同地提到,以前碰觸家裡這段故事或相關議題時,會覺得背負在身上的東西很沉重,甚至不敢去碰觸。參與工作坊才能慢慢地透過藝術的方式去釋放。他們或許不知道自己怕什麼、卸下什麼,卻逐漸感到坦然。

工作坊的活動中,不需完整陳述自己的生命史,片段的經驗卻足以共感。例如參與者林新惠有一幅畫作是一個人頭頂著雷達、腳底裝上坦克車的輪子,意外引發其他受難者後代的共鳴。雷達象徵著要隨時偵測周遭人們的立場與身分,輪子象徵著要隨時迎戰或逃離,道出受難者後代在生活中的困境。

集合受難者後代不同形式的創作,「卸密」展讓她們拾得與外界溝通的機會。(柯承惠攝)
集合受難者後代不同形式的創作,「卸密」展讓她們拾得與外界溝通的機會。(柯承惠攝)

為期十四周、每周三小時的工作坊,最後累積成「卸密」在景美人權園區展出。卸密指的是透過對話、創作卸下自己的身分與標籤。陳俊宏說,這檔展覽不只是「藝術家」在表演,更是受難者後代重新展現主體性。

過去,藝術介入人權議題曾經發生爭議,也藉由這次展覽打破了。美麗島事件三十周年時正逢景美人權文化園區開放,館方邀請藝術家游文富在園區內的「汪希苓(指揮江南案的情報局局長)軟禁區」設置裝置藝術,卻遭到施明德妻子陳嘉君以不該表揚白色恐怖時代的「東廠」惡徒為由破壞。

陳俊宏說,轉型正義是一場文化反省運動,不純粹只是加害者和被害者的問題,創作者與受難者之間也曾經存在一道牆;因此,「卸密」選擇回到景美人權園區展出白色恐怖受難者後代的作品,藝術不再與空間意義脫鉤,意義非凡。

政治暴力從見證期走入對話期

蔡海如也補充,挑選展出場地的時候刻意選擇園區,「但我其實很害怕,因為以前很少來這裡,直到場勘時看著展場下方的角落,想起以前中秋節會面的場景,第一次感覺到難過的情緒釋放出來,以前所承受的傷痛終於因為自己的努力而變得正向。」

彭仁郁認為,政治暴力已經從見證期漸漸走入對話期,受難者後代透過語言和語言以外的形式,重新呈現這段歷史,而且每個人的經驗不再被主流的敘事異化,既有獨特性又能產生共鳴,傳達身為受難者後代的複雜心情,也開啟一種新的社會對話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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