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委候選人吳怡農日前表示，小時候曾向同學訴說前總統蔣經國是害爸爸沒工作的壞人，如今自己與蔣經國後代蔣萬安一同競選，感嘆機緣造化，此言論一出也掀起熱議。吳怡農父親中研院社會所兼任研究員吳乃德，5日在美麗島事件40周年的研討會上談到台灣民主化時表示，將民主化都歸功蔣經國雖不完全錯，但會有「扭曲」。吳大師並且丟出了一個大哉問-要如何解釋美麗島事件？吳乃德並認為，若蔣經國真是民主推手，很難解釋為何有這麼多人受軍法、司法審判。
該怎麼解釋1970-80年代之交東亞民主化的挫折與潛流？吳乃德的說法就完全正確嗎？如果從整個東亞政治潮流變遷的角度來看，又該如何解釋美麗島事件，答案其實是十分清楚的。
二戰後台灣與韓國都從日本殖民地，而光復回到原先民族認同的祖國，經過長期軍事獨裁走向政治民主經濟繁榮的生命軌跡中，發生了許多情節非常相似的事件，值得台灣人民對照參考。
1947年台灣發生二二八事件，次年韓國發生美韓聯軍屠殺數萬無辜平民的濟州四三事件。1979年台灣發生高雄美麗島事件，無巧不成書的是，次年韓國也發生韓軍血腥鎮壓反全斗煥獨裁民主運動的光州518事件。韓軍出動裝甲部隊、傘兵與武裝直升機，以打一場戰爭的標準從民變人士手中「收復」了光州。剛好現在光州事件-即韓國518民主化運動39週年特展，也在台北進行。這就使兩場群眾運動意外地有了彼此對話的可能與空間，讓台灣人有機會看看別人，想想自己。
光州事件以數百人流血罹難的悲劇做收，但早在光州事件半年前發生的台灣高雄美麗島事件，卻是當場無人死亡。二者相比，這才是美麗島事件最需要被解釋的奧妙之處。一直以來有一個言之鑿鑿的傳說指出，在警民衝突最劇烈的時刻，當日政府在高雄事件的決策會議上有人當場提出，要調左營的海軍陸戰隊來市區鎮壓。在場坐鎮的最高主官警備總司令汪敬煦，隨即出示了蔣經國的三點對策指示：不得開槍，不得殺人，不得出兵-無武裝的憲兵受檢察官指揮，以司法警察論，此議遂息。
1979年12月10日晚間，美麗島事件中的街頭混戰，終於以相對平和的方式結束。小蔣要求現場軍警克制的傳聞雖無具體文字證實，與整體情勢發展情況比對，應有所本。嗣後的軍法、司法審判，畢竟還是執政者讓當事人請律師出庭辯護，想以走文明法治的方式，要與國內外溝通。比起半年後的韓國518光州事件中的軍警對待人民所表現出的血腥殘忍，蔣經國的政治手段高於全斗煥豈是差別以道里計？
當時真的很難解釋卻需要被認真看待的問題，恐怕還不是美麗島事件之後為何有這麼多人受軍法、司法審判，而是蔣經國竟然始終反對當場以武力鎮壓民主運動。畢竟整個1970年代後期對台灣與韓國的政府與社會，造成外在極大衝擊的區域事件，是經過近30年的反共戰爭以後，1975年春季南越共和國的淪亡。這使得同樣處於分裂國家面對共黨威脅類似狀況下，台灣與韓國的軍事政治領袖，頓時都有了唇亡齒寒的感覺。因此這就注定位於亞洲冷戰前沿的兩國，對於內部的反對者不可能太過客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