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在眾人面前哭，竟然是在第一次演出結束之後，因為我這時候才發現，原來我也可以成功完成一件事。」在朋友面前，受刑人子女陳佑瑄不曾因自己的身分與遭遇落淚，卻因為參與劇團、與夥伴們共同完成一齣戲而深受感動，當時的緊張與激動湧上心頭，一時說不出話。
犯罪者出現代表社會有漏洞
陳佑瑄是劇團「翻滾吧！御飯團」的成員，她和其他六位夥伴都有一個共同點——爸爸都是受刑人。一九八八年就成立的紅心字會長期服務受刑人家庭及子女，三年前協助國、高中的受刑人子女組成劇團，至今已經演出兩次舞台劇、拍了一部微電影，現在正如火如荼籌備暑假的售票演出。
紅心字會是台灣唯一以服務受刑人家庭為主的非政府組織，他們主要透過提供獎助學金修補受刑人家庭的經濟缺口，再透過舉辦團康活動提供受刑人家庭成員心理支持；雖僅有三個人力專職服務六十至七十個受刑人家庭，但試圖讓社福體系的缺口成為光的入口。
家庭為什麼重要？拉拔一個孩子長大，需要整座村莊的力量；當人們成為犯罪者，也代表社會出現漏洞。家庭是社會的基本單位，台灣每年有近六萬人在獄中服刑，背後代表六萬個家庭。社福體系到底出什麼問題？可以從他們身上窺知一二。
根據法務部統計，目前有超過半數的受刑人家庭經濟狀況是「貧窮無以維生」或僅能「勉強維持家計」，而台灣的受刑人大宗是國家主要勞動人口、正值人生黃金期的三十歲至五十歲男性，他們一旦入監服刑，背後代表家庭關係、子女教養、就業資源與社會救助體系的裂縫。
犯罪是助長貧窮的過程
紅心字會家庭服務組主任李怡穎表示：「犯罪不是受刑人陷入貧窮的原因，只是個過程。」有七、八成受刑人本身家庭的經濟狀況就「不是很好」，家庭關係失和，早就延伸出婚姻與子女、長輩的照顧問題，形成單親或隔代教養家庭。
根據二○一八年衛福部的統計，台灣約有近二十六萬個中低收入與低收入戶家庭，合計近六十四萬貧窮人口，約占全台人數二％。「不是所有中低收入戶都有社工進入輔導，除了經濟問題以外，若有心理情緒、子女照顧甚至是家庭暴力等複合的狀況才會開案。」一位曾在政府編制內的社工說。
「所有的事情都是被通報才知道！」李怡穎指出，各縣市都有在運作的「高風險家庭」或「脆弱家庭」，都是經學校、醫院或鄰里長通報之後才浮上檯面，無法針對家庭成員及問題防患未然，不僅引發更嚴重的社會問題，也造成第一線社工的挫折。
政府編制中近五千名社工（包含社工師），他們得負責的還包括身心障礙、兒少保護、老人照顧等問題，平均服務個案數從一百到四百不等，無法全數投入中低收入與低收入戶家庭。「現在的社工多半只能等問題發生了之後再補救，但大部分的問題都是『錢』。」這位社工嘆了口氣。
長期在日本研究貧困問題的專家湯淺誠指出：「當金錢和心理都沒有餘裕時，就會帶來種種問題和壓力，這是過著安穩生活的人所難以想像的。」當社會安全網不能發揮功能，為了生存，他們只好犯罪，監獄成為最安全的地方——至少有一口飯可以吃。 （相關報導： 新新聞》28年更保職涯，黃淑美見證更生人的新生與沉淪 ｜ 更多文章 ）
然而，監獄就像是黑洞，將受刑人及他們的家庭吸到社會最底層。李怡穎說：「現行的漏洞很大，因為缺少跨部門合作：法務部只管更生人，沒有人管受刑人家庭。」這些家庭或不敢啟齒向人求救，或一時無法申請救助，將進一步成為高風險家庭，成為下一個犯罪因子。據瞭解，監所收容受刑人之後，將發放問卷調查家庭狀況，據稱可協助受刑人子女，但是成效並不高。首先是受刑人在入監後通常不清楚家中狀況，因此不知道是否需要協助；其次是通報過程中，監所人員一板一眼的一問一答，很難讓受刑人坦然地吐露實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