矽谷的傳統套路在人工智慧（AI）領域正在失靈。
過去兩周的亂象再次表明，圍繞AI的局面越是混亂，許多科技領袖就越顯得脫離群眾。這意味著，即使Anthropic和OpenAI的首次公開募股（IPO）能達到華爾街的極高預期，這些公司也將長期面臨政治和監管方面的棘手難題。對於新興行業而言，這種風險極高的困境實屬罕見。
更直白地說，在許多科技圈外的人看來，這些公司一誕生就被視為「反派」。這與2010年代初科技創始人被奉為文化英雄的景象形成了鮮明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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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泰諾（Tylenol）危機之後，這是又一個經典的公關案例，只不過這次是反面教材，」資深科技公關專家蕾切爾·霍維茨（Rachael Horwitz）上周在X平台上發帖稱。當時，AI數據中心引發的焦慮情緒正攪動著美國政壇。
OpenAI執行長山姆·阿特曼（Sam Altman）在最近的一檔播客節目中承認了失誤，頗有幾分認錯的意味。「作為一個行業，我們並沒有很好地向公眾解釋AI的好處是什麼，以及如何減輕其負面影響，」阿特曼表示。
但事情為何會變得如此糟糕？
當前這波AI熱潮的興起，恰逢科技精英們變得更加自我封閉並排斥主流機構，這或許並非巧合。無論是政府、監管機構、媒體，還是任何被認為會拖慢其創新步伐的群體，都遭到了這些精英的摒棄。
2022年，伊隆·馬斯克（Elon Musk）收購了Twitter（現已更名為X），在創始人和風投圈掀起了一場「直接溝通」（go-direct）運動，他們認為自己可以直接與利益相關者對話。
被趕下台的Uber（Uber）創始人特拉維斯·卡蘭尼克（Travis Kalanick）今年重回公眾視野，在推廣其主攻AI的最新新創公司時，他將此歸功於這種新趨勢。「伊隆收購Twitter，標誌著我們終於可以說出自己的真實想法，而且表達異議也不再被視為大逆不道，」他本月在一檔播客節目中表示。
社群媒體的強大影響力，讓精明的創始人能夠以極低的成本、極其輕鬆地觸達新受眾。各種天馬行空、甚至有些稀奇古怪的想法開始盛行。
但這也意味著，科技界的許多人只是在自己親手打造的「資訊繭房」裡自說自話。他們觸達的是沙丘路、華爾街和賓夕法尼亞大道，而不是街頭巷尾的普通民眾。
結果，他們形成了盲區。如今，隨著普通民眾掀起一場針對科技巨頭的跨黨派民粹主義抵制潮，這些盲區已演變成顯而易見的隱患。
「我們已經失去了肌肉記憶，不知到底該如何走出矽谷，去和當地人、活生生的人建立聯繫，」在發布關於泰諾的帖子幾天後，霍維茨在談及科技行業時對我說。
她早年曾在政界歷練，隨後效力於Google等公司。Google在發展初期曾開展過老練的公關運作，為其顛覆性的商業模式爭取支持。Uber和特斯拉（Tesla）等其他公司在推行威脅到老牌競爭對手的新模式時，也曾依賴過類似的策略。 （相關報導： 華爾街日報》習近平如何把石油從中國的軟肋變為地緣政治武器 ｜ 更多文章 ）
幾十年來，科技新創企業，尤其是面向消費者的新創企業，一直依賴一種相當簡單的策略：利用營造出的發展勢頭來抬升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