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投書：別讓「通報」成為卸責的終點─兒少裁罰制度如何接住真正的風險？

這句話，聽起來像是兒少保護制度的起點；但在某些校園現場，它卻逐漸變成所有人卸下判斷責任的終點。

兒童權利公約禁止一切形式對兒童及少年的不當對待，我國《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也明定，任何人不得對兒童及少年有遺棄、身心虐待或其他不正當行為。這些規範的立意，無疑是必要且重要的。因為在真正的兒虐、體罰、霸凌、不當對待案件中，兒少往往處於權力不對等的位置，必須仰賴外部制度及早介入，才能避免傷害持續擴大。

然而，問題在於：當所有疑似事件，不論輕重、不分脈絡，都被送進同一套行政調查與裁罰流程時，我們真的更保護孩子了嗎？還是讓制度從「保護兒少」逐漸滑向「製造恐懼」？

在兒少保護制度中，責任通報是重要防線。醫事人員、社工、教育人員、保育與教保人員、警察等，在執行業務時知悉兒少疑似遭受不當對待，依法應立即通報。社政單位接獲兒少保護案件後，也會依規定啟動分級分類及調查評估，確認兒少身心安全，並視情形提供家庭支持、保護服務或緊急安置。

這套制度，原本是為了讓真正處於危險中的兒少，不會因大人遲疑、隱忍或怕麻煩而被遺漏。

但實務上，校園事件有其特殊性。老師對學生、學生對學生、管教衝突、師生互動、同儕摩擦、家長疑慮，往往交織在同一個現場。教育單位依據校安通報機制，面對意外事件、安全維護、暴力與偏差行為、管教衝突、兒少保護事件等，必須即時掌握與通報。問題是，當學校在第一時間尚未釐清脈絡，也無法或不敢作出初步判斷時，「全部通報」便成為最安全的選擇。

對學校而言，通報是自保；對社政而言，通報進來就必須處理；對老師而言，則可能是一場從此無法停止的行政調查。

制度看似人人負責，結果卻可能變成人人都不真正負責。

近年實務上，部分家外事件經通報後，已不再完全由兒少保護調查體系處理，而是轉由兒少福利權益相關行政裁罰單位，就是否違反兒少權法第49條進行調查及裁罰評估。這樣的制度調整，原本是為了讓兒少保護社工能更專注於重大兒虐、家庭暴力、照顧疏忽及高風險案件，減輕保護性社工長期過重的調查負擔。

方向本身並非沒有道理。

但當校園端對於大小事件一律通報，行政端又無法因後續釐清而簡單「撤案」時，每一件案子都必須進入調查、資料蒐集、陳述意見、會議審查、裁罰評估、公文往返與結果確認。即使最後認定未構成身心虐待，程序仍然已經走完一輪。

於是，制度開始出現一種荒謬：真正應該被重視的不當對待案件，與親師溝通、師生互動、教學管教方式爭議，被放進同一條行政軌道上處理。

曾有老師因要求學生罰跑操場而被通報，調查過程中，同僚反映老師平日認真負責，家長也書面表達老師對學生用心。最後學生也表示，知道老師出發點是良善，只是覺得體育活動辛苦而反映。也有案件是老師在課堂上以手中書本輕觸學生，示意不要講話，最後同樣進入調查程序。 （相關報導： 中市閱讀教育輔導團跨校共備　協助規劃世界書香日閱讀活動 ｜ 更多文章 ）

這些事件是否完全沒有問題？未必。教育現場當然需要檢視管教方式、權力關係與學生感受。但問題是，這些事件是否一開始就應該被放進「違反兒少權法、可能裁罰6萬元至60萬元」的行政裁罰框架中？這才是制度真正需要面對的問題。

兒少裁罰制度的存在，是為了遏止、警惕並處罰重大不當對待行為。它應該對準的是惡意、失當、明顯侵害兒少身心安全與人格尊嚴的行為，而不是取代所有校園輔導、管教討論與親師溝通機制。

當一個制度沒有分層，所有人就只能選擇最保守、最僵硬、也最不需要承擔判斷責任的做法。

學校說，只要疑似就要通報，法規沒有給予裁量空間。社政說，只要案件進來就要依法調查，行政程序不能因為後來看起來只是誤會就當作不存在。老師說，自己在教學現場動輒得咎，不知道哪一句話、哪一個動作，會不會被解讀為不當對待。家長說，孩子受委屈時，當然希望有制度處理。學生則在這一套大人設計的機制裡，很快學會一件事：通報，是一種可以改變權力關係的工具。

曾有家長分享，孩子和同學聊天時說：「你知道要弄走一個老師很簡單嗎？」也曾在案件調查過程中，聽見學生坦言：「我只是想報復老師。」

這些話讓人不安。因為它提醒我們，制度不只保護孩子，也會教育孩子如何理解權力、責任與衝突。如果所有不舒服都被引導成檢舉，如果所有衝突都被處理成行政案件，如果所有關係修復都被調查程序取代，那麼我們養成的，可能不是更懂得表意與求助的孩子，而是不知道如何面對界線、挫折與關係責任的一代。

這並不是要否定責任通報，更不是為體罰、不當管教或權勢壓迫辯護。兒少保護的底線不能退讓，真正涉及身心虐待、不當對待、霸凌、羞辱、暴力或持續性傷害的案件，必須被嚴肅處理。

但同樣重要的是，制度不能只剩下一個按鈕：通報。

成熟的兒少保護制度，應該建立分層負責機制。第一線學校應有能力進行初步事實釐清與風險辨識，判斷事件屬於立即危險、疑似不當對待、管教爭議、師生互動問題或親師溝通事件。若有兒少安全疑慮，當然應即刻通報；但若屬一般教學互動與管教方式爭議，也應回歸校園內部輔導、教師支持、親師溝通及教育主管機關督導機制處理。

教育主管機關也應承擔更多制度責任，而不是讓學校在不確定中只能全數通報，再由社政系統承接後續行政壓力。校園事件本來就需要教育專業判斷，包括班級經營、學生輔導、教師管教界線、親師溝通與校內支持系統。如果所有問題最後都被轉譯成兒少權法裁罰案件，教育系統就等於放棄了自己最核心的教育責任。

社政系統則應聚焦在真正涉及兒少安全、保護風險與權益侵害的案件，避免有限人力被大量未達裁罰構成要件的校園互動事件稀釋。否則，當行政資源被消耗在大量低風險案件中，真正需要被立即接住的孩子，反而可能被制度延誤。

我們正在面對的，是一個高度敏感的校園時代。

家長更重視孩子感受，學生更知道自己有權利，老師更害怕踩線，學校更擔心漏報，行政機關則被要求每一案都不能出錯。這些改變本身並不全然負面，因為它代表兒少權益意識確實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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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兒權意識的成熟，不應只是「更容易通報」，而是「更能正確處理」。兒少有權利被保護，也有權利在衝突中被理解；老師需要被監督，也需要被支持；學校不能隱匿風險，也不能把所有判斷責任外包給通報系統。

如果我們把每一場師生衝突都推向行政裁罰，把每一次管教爭議都升高為兒少虐待疑雲，那麼最後受傷的不只是老師，也包括學生。因為孩子會失去在教育現場中學習衝突、修復、界線與責任的機會。

真正的保護，不是把所有事情都變成案件；真正的兒權，也不是讓每一個大人都不敢教育。

兒少保護制度的價值，在於讓受傷的孩子被看見，讓不當對待被制止，讓沉默的風險有機會被揭露。但如果制度缺乏分流與判斷，通報就可能從保護工具變成卸責工具，裁罰也可能從最後手段變成常態程序。

我們需要的，不是降低兒少保護標準，而是讓每一個環節都負起該負的責任。

學校要負責初步釐清與教育處理；教育主管機關要負責建立明確分流與支持機制；社政系統要負責處理真正涉及兒少安全與權益侵害的案件；家長與學生也要在制度中學會，權利不是用來報復，通報不是用來取代溝通，保護更不是讓所有關係都走向對立。

這個世代的孩子正在形成他們理解世界的方式。Alpha世代之後，Beta世代也將進入我們的家庭與校園。當他們長大後回頭看，會記得我們教會他們什麼？

是教會他們遇到不舒服就按下通報鍵，讓制度替自己完成所有衝突？

還是教會他們，權利必須被尊重，責任也必須被承擔；傷害必須被制止，誤會也應該被釐清；制度可以保護人，但不能取代人與人之間最基本的理解與修復？

兒少保護不能退回過去的沉默，但也不能走向另一種失衡。真正成熟的制度，不是讓所有人都如履薄冰，而是讓每一個風險都被正確辨識、每一個責任都被放在正確的位置上。通報應該是保護的起點，而不是判斷的終點。 （相關報導： 中市閱讀教育輔導團跨校共備　協助規劃世界書香日閱讀活動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博士班學生，現任臺東縣政府社會處科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