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當前我國的演習設計，正展現出前所未有的務實取向。
從已公布的規劃來看，2026年城鎮韌性演習整體期程由4月延伸至8月，並與漢光演習的電腦兵推與實兵操演相互銜接；中央聯合應變中心（CJEOC）開設演練亦被納入驗證重點，強調中央、地方與軍民體系之間的協同運作。這樣的設計，顯示我國試圖在高壓與不確定的擬真情境中，驗證整體社會運作的應變能力。
這樣的轉型無疑是必要的。當代危機已由單一區域事件轉為跨系統衝擊，並同時作用於能源、通訊、交通、醫療與民生供應體系。當風險以「系統性中斷」的形式出現，演習若無法對應此類複合情境，其驗證價值將大打折扣。
然而，當演習情境愈趨真實，一個更關鍵的問題也隨之浮現：
情境的擬真，是否同步轉化為決策能力的提升？
一、從「演練完成」到「決策修正」之間的斷層
在多數大型演習中，常可觀察到一種現象：演練流程日益完備，各單位亦能依計畫完成任務，並於演練後提出改進事項；但「執行」與「績效評估」之間，仍可能存在落差。
若從 ISO 22301 所強調之績效評估（performance evaluation）、矯正措施（corrective action）與持續改進（continual improvement）機制來看，關鍵不在於是否發現問題，而在於這些觀察能否被納入管理系統，轉化為後續可追蹤、可驗證的修正作為。
問題在於，這條「計畫（Plan）—執行（Do）—查核（Check）—行動（Act）」的循環，在實務上往往無法有效回饋至決策體系。
換言之，我們持續在累積「演訓經驗」，卻未必真正形成了「制度學習」。
二、兩套系統的錯位：評估邏輯 vs 決策邏輯
這種斷層，來自兩套系統運作邏輯重心的差異。
一方面，「演習評估體系」強調標準化檢核、缺失辨識與持續改進；另一方面，「決策體系」則是在時間壓力與資訊不完整下，快速形成具體可行的行動方案。
前者偏重制度化的「可驗證性」與持續改進機制後者則強調「可行動性」決策效率與行動導向。
當兩者之間缺乏共同的圖像與語言時，就會出現一個關鍵問題：
評估結果未必能轉化為決策依據；決策過程也未必反映評估經驗。
演習因此可能完成了流程驗證，卻未必推動了決策進化。
三、跨領域介入下的第二個斷點：能力建構與專業邊界
在此基礎上，「跨領域專業」的全面介入，進一步放大了這個問題。
當安全議題同時涉及國防、經濟、社會、科技、心理與基礎設施系統時，多元參與固然必要，但隨之而來的，是訓練模式與專業判準之間的張力。
實務上，部分能力建構逐漸傾向以短時數課程與模組化操作為主；然而，真正的決策壓力與指揮邏輯，往往仰賴長期經驗累積與情境反覆驗證，難以透過短時數講授或單一模組化操作即完整建構。
若缺乏明確的能力分級與任務界定，不同層級人員可能在同一決策場域中承擔不對等的功能期待，進而影響整體應變效能。 （相關報導： 中國封鎖台灣視同宣戰！城鎮韌性演習下周登場 徐斯儉：不給表演空間，一定會有人不及格 ｜ 更多文章 ）
能力可以被教導，但決策不能被速成。當訓練偏離專業判準時，制度學習就可能在最關鍵的環節出現失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