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慶瑞觀點：從台灣到世界：民主為何陷入對立與極化？

​近期在量子電腦與資訊科技協會舉辦的一場以「量子民主」為題的哲學辯論中，參與者不約而同感受到一個現象：我們對民主的理解，仍停留在過去的牛頓粒子式世界觀，並仍用它來治理一個早已改變的多元複雜的現代社會，已經有治絲而棼之弊，特為一短文略述之。

近年台灣與全球民主社會普遍出現對立加劇、政治運轉停滯的現象。問題或許不在民主本身，而在於我們仍在以200多年前的工業革命與法國大革命時形成的牛頓粒子民主式的「贏者全拿」思想，來治理目前已高度網路化、情緒糾纏的現代社會。當政治淪為反覆式的立場對撞與衝突，民主是否需要一套新的思維與制度想像，已成為當前無法迴避的課題。

牛頓粒子式的民主制度造成的對撞思維

近年來，全球的政治氣氛愈來愈緊繃與對立。執政與在野之間的對抗，早已不只是政策之爭，而是全面性的立場對撞；國會衝突、街頭動員與社群媒體上的情緒撕裂，幾乎成為見怪不怪且習以為常的行為。

這樣的景象，並非台灣獨有。從美國的民主黨與共和黨、歐洲的左右派對立，到世界各地民粹政治的崛起，我們看到一個共同現象：民主制度仍然存在，但它似乎愈來愈無法化解現代複雜社會的衝突，反而不斷放大對立。

問題是——民主真的出了問題嗎？還是我們正在用一套已經過時的牛頓粒子式制度邏輯，來處理一個早已改變的社會現實？

當政治變成「粒子不斷對撞」

今天的政治，愈來愈像一場高能粒子物理實驗。立場被壓縮成非黑即白，選民被迫站邊，雙方意見之間不容許交織與融合，而是不斷的正面對撞。

在台灣，這種「粒子化政治」表現得尤其明顯：你不支持執政黨，就得站在反對陣營；而且在實際政治氛圍中，彷彿一旦選邊，就很難再被允許轉換立場。你若試圖提出折衷或複雜觀點，往往會被雙方政黨都視為「不夠忠誠」。

這種政治模式，來自於一個大眾熟悉，且類似於太陽系的中央引力式的行星結構——一切都圍繞太陽運轉，這也造成社會大眾習慣的贏者全拿的邏輯。

選舉結束的那一刻，民意彷彿瞬間坍縮為單一結果：一方取得執政正當性，另一方則被排除在決策核心之外。在制度上，這長期被視為正常的所謂「民主的運作」；但在現代社會平民百姓感受上，卻更像是一場完全沒有止血機制的長期文明式的不斷內戰。

問題不只在台灣，而在整個世界

如果這只是台灣政治文化的問題，那或許還有修補空間。但事實是，相同的對立結構正在全球同步上演。

美國國會長期癱瘓，政策難以推動；歐洲多國陷入極端政黨崛起與聯合政府不穩的困境；現代的社群媒體的演算法，更放大憤怒、恐懼與敵我意識，甚至於快速社群動員與排斥異己。

這些現象背後，有一個共同的特徵：我們仍然以工業時代的民主設計，來應對網路時代的社會結構。

牛頓式民主：一個曾經成功、但逐漸失靈的系統

現代民主制度誕生於十八、十九世紀。那是一個資訊流動緩慢、社會結構相對單純的時代。制度設計的核心假設是：個體是獨立的，意見是分明的，民意可以被加總，而結果可以整合。

這套邏輯和牛頓力學的粒子世界觀非常相似。 （相關報導： 張慶瑞觀點：川習困境的新解方─從古典博弈到量子疊加 ｜ 更多文章 ）

世界被想像成一部精密的機械，只要計算清楚力量的方向與大小，就能得到唯一的結果。於是工業革命時的民主被設計成一套「類粒子系統」：一人一票、票票等值、勝者全拿。在工業時代的資訊緩慢傳播的社會，這套制度確實帶來了穩定、秩序與公平感。

但問題在於——現代社會已經變了，不再像工業革命時代時，所有人不再獨立，而是透過Internet緊密連結；思想與信仰不再黑白分明，而是隨時隨地不斷變化。但是民主制度卻沒有跟上。

網路時代的社會，不再是牛頓粒子式世界

今天的社會，不再由彼此獨立的個體構成。資訊即時流動，情緒彼此感染，意見在社群中快速放大與扭曲。社會真實狀態，是多重、重疊、流動的；一個人可以在市場經濟上保守而區域經濟為重，但在社會福利上是共享共榮的社會思維，而在環境保護甚至可有與現有主流完全不同立場。因為現代社會的資訊與人際互動遠較工業革命時複雜與多元動態的，但現今民主制度呈現的結果，卻是單一、對立、靜態的。在選舉時被迫只能投給「一個立場標籤」，甚至不准不同時間，不同事件中改變立場。

當我們持續用「非此即彼」的民主思維，去處理「密切糾纏」的社會，政治對立與衝突自然愈演愈烈。

民主沒有死亡，但它正在迷航

這並不意味著民主失敗了。相反地，這恰恰顯示民主制度曾經非常成功——成功到我們忘了，民主也是一種需要隨著時代而更新的操作技術。

今天真正的問題，不是要不要民主，而是：

我們是否還要繼續用牛頓時代的粒子式制度，來治理一個已經進入量子糾纏狀態的社會？

如果政治只剩下對撞，如果選舉只剩下輸贏，那麼民主的未來，恐怕不應該注重在於更激烈的動員，而在於出現一次更深層的制度反思。

該是時候重新思考：在一個高度連結、意見疊加與情緒糾纏的世界裡，我們仍然嘗試用一把古代為測量鋼鐵機器而設計的游標卡尺，來丈量現代一團不斷變化的雲霧。當民主制度的解析度，已經明顯落後於社會現實的複雜度時，我們是否還能假裝，只要再一次對撞，就能解決問題？或許該重新問：民主是否需要一張新的航海圖？是否也需要一次嶄新的民主思維轉型？

＊作者為國立台灣大學特聘教授。 （相關報導： 張慶瑞觀點：川習困境的新解方─從古典博弈到量子疊加 ｜ 更多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