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第30屆氣候峰會（COP30）在巴西亞馬遜雨林門戶城市貝倫（Belém）落幕。這場被視為巴黎協定十週年的關鍵會議，雖在美國川普政府缺席、化石燃料退場路徑圖未能明確入法的些許遺憾中結束，卻也透過最終達成的「貝倫政治套案」與「穆提朗（Mutirão）決議」，同意將氣候調適資金於2035年前提高三倍，並為開發中國家設定了「2035年前每年動員1.3兆美元」氣候資金的新軌跡，試圖填補當前全球實際到位資金僅約 7%至8%，不到一成的巨大缺口。
這些數字再次呼應了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的評估：至2030年代中期，全球每年氣候調適需求可能高達3,100億至3,650億美元，對照2023年實際到位的公共調適資金僅約260億美元，落差甚鉅。會議的落幕深刻提醒我們：在國際政治的文字攻防之外，如何將宏大的承諾轉化為具體、可行的國內經濟行動，才是成敗關鍵。
對於以出口導向經濟為主的台灣而言，這場全球氣候政治變局猶如一面明鏡，映照出我們長期停留在「合規焦慮」的心態：擔憂CBAM上路、恐懼碳費負擔、害怕被國際供應鏈淘汰。然而，面對全球淨零浪潮，台灣的當務之急並非僅是匆忙堆疊法規，而是必須拉高戰略視角，思考如何運用金融手段填補技術鴻溝，讓產業不只是勉強「存活」，而是能在轉型過程中壯大體質，重塑競爭優勢。
一、具體落實「轉型金融」
COP30確認了每年動員1.3兆美元氣候資金的宏大目標，顯示「資金規模」已成為全球氣候治理的核心。然而，從執行面檢視，不論全球或台灣，綠色金融的資金供需仍存在明顯的結構性落差。金管會於2024年發布「綠色及轉型金融行動方案」，建構出一套從揭露、資訊、產品到監理工具的完整框架，展現了政策引導的決心。但政策能否落地生根，關鍵在於佔台灣企業家數九成以上的中小企業能否實質參與，而非僅由少數大型上市櫃公司在ESG評比中競逐。
目前的調查顯示，台灣高碳排產業——尤其是供應鏈底層的中小企業——對於轉型金融的認知多半仍停留在口號或「銀行新產品」的模糊印象，對於如何設計轉型計畫、如何與金融機構議合（engagement）以獲取合理融資條件，普遍缺乏掌握。這種資訊與能力上的落差，使得轉型金融在本土情境中，暫時仍呈現「政策宣示」多於「實質資金流動」的狀態。
在此背景下，金管會近期大力倡議並借鏡的「轉型金融（Transition Finance）」顯得格外關鍵。過去幾年，全球金融市場盛行「No ESG, No Money」的簡化口號，資金為了降低聲譽與監理風險，大量撤離石化、鋼鐵、水泥等高碳排產業（Brown Industries）。這種「一刀切」的作法，表面上符合道德高標，實則容易導致產業斷鏈、結構性失業，甚至引發「碳洩漏（carbon leakage）」——即將高碳產能移往環境管制寬鬆的國家，在帳面上降低了本國排放，卻無助於全球總排放量的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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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兆豐金控總經理張傳章最近在「永續金融先行者聯盟」成果發表記者會上精準指出，我們不應將褐皮經濟完全排除在貸放與投資之外，應將口號修正為「No ESG Improvement, No Money」。關鍵詞是「改善（Improvement）」，而非「完美（Perfection）」。轉型金融的核心精神，在於資金配置不該只錦上添花地投向原本就低碳的產業，更要雪中送炭，支持願意承諾具體減碳路徑、提出明確時間表與投資計畫的傳統高碳產業。唯有協助鋼鐵、石化、水泥等「難減碳部門（hard-to-abate sectors）」完成製程升級，全球淨零轉型才有實質意義，避免淪為數字上的「漂綠」。
二、國家承擔風險：打造吸引民間資金的政策環境
產業轉型仰賴鉅額且長週期的資本投入。新技術（如氫能煉鋼、CCUS、大規模電爐化）在成熟度、成本與市場接受度上均充滿不確定性，單靠企業或銀行難以承受前期風險。此時，政府扮演「國家級風險分擔者」的角色至關重要。日本的「GX（Green Transformation）戰略」即為台灣提供了具體的參照範本。
日本政府規劃在2023年至2032年間，發行總額約20兆日圓的「GX經濟轉型債」，作為前期種子資金（pump-priming），目標是撬動公私部門合計超過150兆日圓的綠色轉型投資。這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先行、民間跟進」模式：由政府承擔第一階段的高風險（first-loss capital），以公共資金降低民間資本後面接棒進場的門檻，進而擴大整體融資規模。日本官方文件明確指出，GX轉型債將優先挹注於產業低碳化、能源轉型與創新技術實證。
具體而言，日本經產省透過「綠色創新基金」，將資源集中於關鍵技術研發節點。例如針對鋼鐵業編列約 3,000至 4,000億日圓補助氫能煉鋼與低碳高爐示範，透過長期補助與成本分攤降低企業風險。同時，GX戰略搭配「成長導向的碳定價架構」與稅制優惠，針對戰略領域投資提供最高可達40%的企業所得稅抵減，實質減輕企業的資本支出負擔。
反觀台灣，在嚴格的財政紀律約束下，目前規劃的9,000億淨零預算，對照各國規模顯得杯水車薪。既有預算被迫優先集中於再生能源與電網建設（約占43%），真正能投入關鍵基礎工業「製程革命」及前瞻負碳技術的比重僅占不到5%，支持力度與國際趨勢存在明顯落差。
台灣必須嚴肅思考建立類似日本GX的國家級專項機制。可行作法是由環境部、經濟部、國科會，結合工研院、金屬中心及大學研發能量，共同制定關鍵減碳技術藍圖，針對氫冶金、低碳原料、CCUS示範場域等，提供長期、低利且附帶風險分擔機制的融資。政府若能在技術試錯階段扮演風險緩衝角色，不僅能加速產業跨越門檻，更能提升金融機構與長期資本（如壽險、退休基金）接棒投入轉型金融的意願，而非讓排碳大戶獨自面對高度不確定的市場風險。
三、活化碳交易市場：從「櫥窗」走向具備流動性的「市集」
台灣碳權交易所（TCX）於2023年8月在高雄開幕，略早於東京碳權交易所。去年首波上架6檔國內專案，開價介於每公噸2,500至4,000元之間。然而，從金融市場視角觀察，TCX目前的交易量與頻率仍未達交易所應有的水準。審計部今年中的報告更直指問題核心：至2025年8月，環境部註冊通過的自願減量專案僅19件，且尚無任何減量額度完成核發。
換言之，本土碳權市場正面臨供給端緩慢、買家興致缺缺的流動性困境。根本原因在於制度設計過度強調防弊與防炒作，導致缺乏可行的商業模式。若碳交所僅淪為展示ESG成果的「櫥窗」，無法發揮價格發現與資源配置功能，將難以為我國產業提供有效的避險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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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觀日本，東京證券交易所（TSE）於2023年10月啟動的碳信用市場，展現了截然不同的活力：截至2025年9月，東京碳信用市場累積交易量已突破100萬噸二氧化碳當量，且市場運作日中有近八成天數有交易發生，每日平均成交量超過2,000噸 。市場預估日本碳信用市場規模將以每年20%的複合成長率，至2031年將成長到1,215億美元。
環境部未來應在確保品質的前提下，積極思考如何提高排碳大戶投入自願減量的誘因，甚至將部分計畫與碳費制度的「自主減量」機制連結。同時，應鼓勵金融機構與專業投資人扮演「造市者（market maker）」，透過做市與承銷機制提升市場流動性與深度，讓「減碳」轉化為具體的商業模式，而非被動期待碳費開徵後的市場自然活絡。
此外，COP30重新凸顯了森林碳匯的戰略地位。巴西推出的「熱帶森林永續基金」，利用科技量測森林覆蓋率並給予補償，這類以自然為本（nature-based solutions）的碳匯方案已成為國際市場的重要供給。對台灣而言，國際碳權亦是國內碳費與CBAM壓力下的重要緩衝，應適度鬆綁相關限制，將其納入中長期減碳策略。
此刻的台灣正面臨內外夾擊：內部有即將開徵的碳費，外部則有歐盟CBAM的碳關稅壓力。環境部迫切需要新思維，不能僅扮演開罰單、收規費的「監管者」，更應轉型為協助產業升級、分擔風險的「合夥人」。
結語
本文提出三項政策建議：首先，務實推動「轉型金融」，鼓勵金融業與高碳排企業建立長期的轉型夥伴關係。我們應避免金融機構為了達成SBT等國際永續目標，忽略在地產業特性，管理範疇三（Scope 3）投融資對象時，僅傾向挑選「ESG資優生」，卻將願意減碳且攸關國家產業安全的基礎企業拒於門外。其次，透過法規鬆綁與提高碳費抵換比例，為碳交易市場創造「剛性需求」，提供企業更多元的碳成本管理與避險工具。最後，建立能體現「綠色溢價」的市場機制，由政府採購與國營事業率先採用本土低碳產品，讓投入轉型的企業能看見合理的投資回報。
＊作者為文藻外語大學副校長/中山大學財管系特聘教授/鑫友會前瞻政策顧問。本文由鑫友會提供，授權刊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