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描述以憲法立國的法治國家，究竟是怎麼看待法、法律、司法還有人民的權利這些基本的元素，有沒有可以一以貫之的道理呢？
看過杜牧寫的千古名篇〈阿房宮賦〉嗎？熟悉的朋友應該記得最後一段是這樣寫的：
「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使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為君，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杜牧以為後人應該引以為鑑的是什麼呢？「秦復愛六國之人」，秦愛六國之人的「秦」是誰？不就是秦始皇嗎？秦始皇會愛六國嗎？秦始皇愛六國，會只傳兩世嗎？這是在為秦王設想吧？
如果希望後人不復哀後人，應該擔心秦王只愛自己，不愛天下的人才對吧！所以才會開始思考：該如何採取制度性的辦法，來防止君王獨斷獨行呢？簡單地說，不要為王設想如何馭民，而是應該為民設想如何馭王，才是道理！
推定有罪，動輒刑求，寧可錯殺，不可錯放，是馭民的思想；推定無罪，不許刑求，寧可錯放，也不錯殺，則是馭王之道。
讀者不妨設想自己是位立法委員，請問你是打算為人民寫法律來控制國王的政府呢？還是只想為國王的政府控制人民呢？
「可是現在已經沒有國王了啊！為什麼還要這樣想問題呢？」你可能這麼問。
那要不要想一想，要不要設法（立法）防止政府中還有國王的陰魂不散，有一天想要復辟了呢？防止國王復辟的想法，就是防止國王去而又來、借屍還魂。如果想當國王的人，自己改戴一頂冠冕，不叫皇帝，而叫元首，而叫總統，而叫執政，而叫國家主席，而叫政黨總裁⋯⋯；或者改一個名字，叫希特勒，叫拿破崙，叫東條英機，叫曹操，叫袁世凱⋯⋯，或者學路易十四那樣，自稱「我就是國家」呢？
要不要想一想，是什麼時候發生了什麼事，寫了什麼法，才使得國王消失了呢？消失的國王，不會不聲不響地回來嗎？
是因為人民起而革命成功，還是因為最後出現了一部民主憲法，才真正使得國王消失了呢？想要復辟的國王，會不會想要自己寫憲法呢？滿清朝廷不也曾說想要立憲嗎？滿清朝廷第一次寫出憲法，稱為《欽定憲法》，是為人民設想怎麼控制朝廷、怎麼控制皇上嗎？還是在想怎麼穩固皇帝的江山，怎麼控制人民不要造反呢？由國王寫憲法，寫出來的能算是憲法嗎？為國王寫憲法，寫得出控制國王的憲法來嗎？國王用選的，由全體人民選出，就可以交由他寫憲法了嗎？
為國王寫憲法的人，能是人民的代表嗎？人民的代表如果不是為人民書寫，而只是成為想要控制人民的政府、或是只因自己想要控制人民而寫，寫得出憲法來嗎？
為人民發聲的人是民意代表，為國王做事的人是官吏。民意代表不能做官，不能兼任官吏，想做官的民意代表，應該視為自動辭職；這正是中華民國大法官依據我國憲法第七十五條寫出的第一號憲法解釋！立法委員不能兼任官吏，因為他是人民的代表，不是官員，是民方，是要控制王方或官方的人，不能成為王方或官方的人，或是忽然化身為王方或官方的人。這個道理，不只寫在美國的《憲法》之中，其實也源於英國的憲政思想。
人民的代表，不能做國王的爪牙。如果是由國王（或是國王的官吏或是爪牙）來寫憲法，所寫的憲法會保證人民享有權利，如果國王或官吏侵犯人民的權利，國王（或國家，朕即國家的國家）要賠嗎？
國王或者國家打破了權利要賠，在八世紀前首次寫入了英國的《大憲章》，也在七百餘年之後寫入了《中華民國憲法》（二十四條）之中，在中土世界的歷史上也是第一次。兩者所以如此相似，因為都是前所罕見地為每位人民（的權利）設想的結果。
如果有人問，公務員做錯事，為什麼國庫要賠？為什麼要納稅人賠？那就似已轉換了立場，為國家或集體（納稅人集體）而不是為受害的人民想問題了。為受害的人民設想就會問一句，犯錯的公務員當然該賠，他在國家派他做事時犯錯，國家不該賠嗎？如果你就是受害人，如果聽到國家（或國家的法院）說，他為國家做事，但國家可沒叫他做錯事，他做的錯事與國家無關，你會服氣嗎？他頤指氣使的時候是仗著國家給的身分，國家給的身分不就常是部分官員倚勢濫權的張本嗎？國家提供賠償，不正該是給予政府官員權力身分所應該預計在內的機構成本嗎？如果設置了一部好用的機器（政府），但偶爾會發出個釘子打傷路人，不該準備賠償路人的預算嗎？公僕在執行職務的時候傷人，公僕的主人不該賠償嗎？主人是一般人還是國王還是全體人民，答案應該不一樣嗎？受害人，應該自認倒楣嗎？
國王書寫並執行法律，顯而易見的好處，是建立秩序，因為鞏固政權需要秩序，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建立可以控制人民的社會秩序，政權穩固也就夠了！為王畫策立法，最簡單的邏輯會不會是，因為只要國王是個好人，專制獨裁就是最佳治理方案呢？這個邏輯的背後有個盲點，為國王畫策的人，誰會說國王不是個好人呢？
但換成人民代表為了人民寫法律，不只是要建立秩序，即使已無國王存在，也還要控制政府，絕不能為了建立或維持秩序而又容許國王復辟，回到權力無邊而可毫無顧忌地傷害人民的時代。就算國王是個好人，政府也是為人民設想的好政府，要是他明天變壞了怎麼辦？
還值得再想一想，究竟該由誰來為人民寫法律？「法，非自天降，非自地出，發乎人間，合乎人心而已。」法不是神的旨意，不是天命所寄，不是真理，而是依民意而生、人為的產物，是建立秩序的規範，重點是，應該為了人民能夠得到最低限度的權利保障而建立法秩序。
那該由誰能為了人民的利益制定法律呢？即使在今天網路通訊如此發達的時代，人民也不可能天天透過網路或手機進行討論或表決而制定法律。人民可也不能只選出一個人來授與他為人民立法的權力，那我與選舉一位可以獨裁的國王或皇帝沒有多大差別，因為任何一個人單獨掌握立法的權力，就很容易成為口銜天憲的獨裁者，難以節制，而與民主制度互不相容。這也就是為何民主國家即使採取直選的方式產生國家元首，他（她）也不會是民意代表；如果還以民主之名而容許其大權在握，那又與定期選出皇帝君臨天下有何不同？或許這位民選的皇帝還會自詡有選票支持呢！
所以不可避免地，必須由人民選出許多代議士來代表人民立法。民意代表，為人民寫法律，首要的目的是依據憲法的意旨與明確的法律來駕馭政治權力。民意代表自己也必須遵守議會寫的法律。
為了防止為人民寫法律的人自己想要染指政府的權力，一個重要的辦法，就是交由行政部門（而不是由議會）執行議會通過的法律。行政部門手中握有執行法律必須擁有的武力（例如警察）與金錢（一稱為預算）以及可以指揮的人員（文官制度裡的公務人員，還有軍隊），必然是權力分立制度中，最具實力的部門，但也是最可能具有擴權野心而重回集權統治地位的職位。因此有些國家的憲法就進一步區分國家元首與行政首長，使之成為不同的權力部門而具有制衡關係，做為防止國王復辟的設計。
當代法治國家還會再將權力拆成不同而且可以相互制衡的部門。譬如說至少劃分為行政部門與司法部門（也就是法院），使他們互不隸屬，因此也為他們各自劃出權力的界限之後，再由他們各自在權限範圍內自行運作。行政部門的權力是用來執行代議士在議會中寫下的法律；司法部門則是在行政部門執行法律之後，依人民請求於審查行政部門的執法是否違反了法律。
當立法的權力與執行法律的權力與司法審判的權力分開運作時，各自的權力都有不可逾越的權力界限；互為犄角而相互制衡的結果，人民受到權力侵犯的機會，當然就會比權力集中在國王手中減少許多。如果分立的部門，都懂得法治的道理，而能逐漸養成某些足以約束自身的慣行（在英國稱之為convention，一般譯為憲政慣例），那就能進入民主法治真正成熟的境界了。
法院必須依法審判，所依據的法當然包括憲法與法律。人民的代表，掌握憲法的基本要義，從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出發制定馭王而非只是馭民的法律，司法根據馭王的法進行審判，同樣必須拿出馭王的手段，保障人民最基本的權利不受政府侵犯。審判依循先例，則是成熟的司法所形成的自我約束慣行。
習於思考馭王之法還是只思馭民之法，是一個文化問題。例如政府不殺人這件事，是權力的界限，還是國王（或國家）的恩典呢？抱持馭王之法的觀點，很可能會認為政府不該殺人，應是行使權力的界限（就不會像歐陽觀一樣以為非殺人不可）；抱持馭民之法的觀點，則會認為國王殺人天經地義，不殺人則是國王的恩典（就像帝王時代蘇東坡說的刑賞忠厚之至一樣；或像歐陽觀一樣，恐怕從來不曾想過不殺人可能是統治者權力的界限的道理。）傳統文化中，法官當然是奉皇命行事的官員，想的盡是勤王之事、馭民之法，毫無探索馭王之法的念頭。馭王的念頭，在帝王時代，聽起來甚至是大逆不道的想法哩。提倡禮教的儒家思想，一向以為「學而優則仕」，通俗的說法則是「學成文武藝，貸與帝王家」。士，或是知識分子，心中當然只會服務君王，思考馭民之法；充其量只會歸去來兮，效法老莊，隱遁山林；幾千年來發展不出馭王之法，毫無足怪。
相關的文化問題，其實還有：獨立審判的法官該是接受上級指揮之文官體制中的一員嗎？案例法社會的法官，並不屬於文官體制。民國成立之後，曾有相當的一段時間，使用「推事」或「評事」的稱呼取代「法官」的頭銜，司審判的人至少在名稱上不似上命下從的官僚體系的一環。最後仍然不敵長期的文化習慣，沿襲「官」的名稱，不免也會助長了審判者是只知馭民的「官」的誤會。
在常見的兩種訴訟型態之中，刑事訴訟通常是由檢察官追訴平民被告的刑事責任；行政訴訟則幾乎必是由人民告官，主張政府行事違法。這兩種訴訟有一項共同點：當事人的一方是人民，在法庭上面對的另一方恆是政府官吏。我國歷年的統計數字顯示，刑事訴訟中檢方的定罪率，明顯超過九成；行政訴訟中的人民原告，歷年來的勝訴率都常在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之間。這樣的比率，會不會使得兩種訴訟中都在從事司法審查的法官顯得多餘呢？如果法官們都是盡心發揮馭王功能，會長期出現這樣的訴訟結果比率嗎？
法官們若是只知馭民而普遍缺乏依法馭王之心，人民權利的保障足夠嗎？能夠成就法治嗎？這會不會是法院長期公信力不足的真正原因呢？
反過來說，什麼樣的社會出什麼樣的法官；法官們普遍缺乏依法馭王之心，會不會與人民也普遍缺乏馭王之心有關呢？沒有憲政傳統的國度，人們原就缺乏馭王之心，况是已經進入了看不到國王存在的時代；法官如也缺乏馭王的警覺與修養，將如何防止國王復辟呢？
不是危言聳聽，只有勤王之志卻缺乏馭王之心的社會，就是出現保皇黨的淵藪。還記得光緒皇帝的故事嗎？戊戌變法的目的不該是變法嗎？變法的結果，就是皇帝失權，可是主張變法最力的康有為後來卻一心寄希望於光緒皇帝，成了保皇黨的領袖，難道不也是缺乏馭王之心，以致忘記了（或根本不明白）變法的道理不在有沒有皇帝或國王，而在不許任何人專制呢？保皇黨，會希望國王無權嗎？
不妨再問一個問題：國王可以參加政黨嗎？國王可以成為一個政黨的黨魁嗎？以國王為黨魁的政黨，不會成為保皇黨嗎？保皇黨身為國王的人馬，會是為人民馭王的僕役嗎？
沒有國王的國度，國王的權力哪裡去了呢？權力分立的國家機器中，國王的權力去了哪裡呢？失去了立法權、司法權的行政權，不就是殘餘的王權嗎？殘餘的王權，會不會藉由保皇黨的壯大，重新試著控制立法與司法，聚攏已經分散開來的立法權與司法權，企圖復辟呢？
國王能不能復辟，繫於三個前提。第一，掌握立法權的國會之中，民意代表會不會一心想做官，失去了馭王之心，也毫無防止國王復辟的警覺，因而自願成為國王的人馬呢？
第二，不應該是官而該是獨立審判的司法，會不會欠缺馭王之心，也無防止國王復辟的警覺，而總是在審判之中，判政府勝訴、人民敗訴呢？
第三，人民是否普遍缺乏馭王之心，也無任何防止國王復辟的警覺，因此希望自己支持的政黨大權在握，聽由自己支持的政黨黨魁可以收攬所有的權力，長期執政、絕對執政，而在不知不覺之中，成了政黨的附屬與勤王部隊呢？
如果人民沒有馭王之心，根本不介意專制，不擔心國王復辟，不防止，甚至一心勤王迎接而傾心專制重來，不就是德國當年希特勒當家，造就獨裁以追求國族光榮，以致民主崩潰、無數人民走入集中營的故事嗎？不也就是為什麼古今中外數千年來無數的惡君此起彼落、了無休止的緣故嗎？
其實，難道不也是因為人們根本不重視權利的緣故呢？要享有權利，必須要有馭王之法的整套制度，而且堅持依法馭王；因為，得不到救濟的權利，只是空談。如果根本不覺得權利就是必須實現的正義，恐怕注定不會得到法治正義。了解馭王重要，就能體會這層道理。
對歷史上沒有深遠憲政傳統的國度而言，立憲就是變法滿清認為受到外國欺凌，終於決定變法，正就是《中華民國憲法》的始因。於此值得澄清兩事，第一是滿清雖受外國欺凌，但是變法的決定卻是自覺的行動，並沒有任何外國壓迫滿清立憲（當年日本明治維新的情況也完全一樣）。第二，憲法的目的不是富國強兵，而是馭王保民。我國傳統文化中長期欠缺馭王保民的制度，立憲正是馭王保民思想的產物，足以防止專制或權力集中所必然帶來的惡害。如果上述〈阿房宮賦〉的末段有任何啟示意義的話，那該是要懂得接納並體會馭王的思維來控制馭民的權力；否則，歷史的循環只怕仍然會是難以改變的歷史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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