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治國家  

如果要描述以憲法立國的法治國家，究竟是怎麼看待法、法律、司法還有人民的權利這些基本的元素，有沒有可以一以貫之的道理呢？看過杜牧寫的千古名篇〈阿房宮賦〉嗎？熟悉的朋友應該記得最後一段是這樣寫的：「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使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為君，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杜牧以為後人......

我們這一代台灣青年、特別是在大城市裡長大的人，第一次到中南部去，很多人都會被問說：「你為什麼不會台語？」。我們每個人甚至都有一些朋友，因為不會說台語，而與特定陣營的計程車司機吵起來，甚至被趕下車的經驗。其實，即便從發展觀光的角度來說，這樣的爭執，除了破壞形象，又有何意義？台語，或曰閩南語，從來就不是台灣的法定語言，不是所有人都有學習的義務。就像台灣年輕一代都......

近日，陸配網紅「亞亞」因為在抖音帳號「亞亞在台灣」上鼓吹武統言論，遭內政部移民署廢止依親居留許可，不但將遭強制出境，並且五年內都不得再申請來臺依親。亞亞因此將被迫家庭離散，無法與先生共同養育、照顧三名年幼的子女。筆者認為，移民署此一處分顯然是惡意曲解法令，不但違憲限制人民之言論自由，違法將亞亞遞解出境、迫使其家庭離散的結果，更將造成難以回復的損害。亞亞或其家人，除可向內政部提起訴願外，並應即向移民署、內政部或行政法院申（聲）請停止執行，以免緩不濟急。

新北市新店區瑠公圳蔡金木宅拆屋還地案，纏訟十年，日前經法院判決確定，原訂於11月21日強制拆除。但因該地段後被現地上物住戶賴女提報為文化景觀，故新北市政府文化局啟動文化景觀審議程序，去(113)年12月12日第二次現勘至今，尚未作出結論，在網路上引發地方人士討論。年關將屆，李姓地主無奈表示，台灣是個法治國家，公務機關若不能依法執行，該如何保障合法所有權人的權利？！

2024總統暨立委大選步步進逼，外傳民眾黨不分區立委已鎖定具陸配身分的台灣新住民發展協會理事長徐春鶯，但遭質疑有中國幹部等相關背景。對此，民眾黨主席柯文哲今（29）日出席黨籍文山、南中正立委參選人張其祿競總開幕茶會後受訪時回應，若取得身分證的人被指沒有參政權，就代表台灣不是法治國家。

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的裁定書（112年審裁字第1099號），應處理的第二主題是，「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簡稱「補助作業要點」）的制定是否違法，且因而違憲。這屬於憲法法庭的任務，專業用語上，稱為「規範審查」，審查法規是否違憲。換言之，涉及法規本身合法性的問題。

從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開始，香港的政治和司法地位改採獨特的憲政安排，即「一國兩制」。從這一天起，香港——一八四一年至一九九七年一直是英國殖民地——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當代新加坡和香港的法律—政治制度有相當重大的區別，但也存在相當重要的共同點。最明顯的是，這些共同點起自法治的觀念和傳統，它們又與英國殖民統治時期的法律教育和實踐有關聯。近年來，呼應《「依法治國」的迷思》這本書的劇本，政府權力擴大、對政治權力的限制萎縮，以及將批評者妖魔化為對國家構成威脅，也已成為香港法律現況的特徵。首先要記住，威權主義造成權力集中，阻礙了「對此一權力的嚴重政治競爭，或是對它進行審查」。其次，威權主義的法治使制定法律和解釋法律從憲法保障以法院作為對政治權力和公共領域的限制者，轉而將法律集中到行政機關手中，過去幾年發生的事件足證香港在治理方面呈現出明顯往威權統治的轉變。

威權主義的法治有一個重要動態基礎，就是法治的形式和實質兩者分離。威權主義的法治嚴格地將法律作為程序執行，即使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乃至對政府權力的實質性約束和監督，也都被拆除掉。威權主義法治的第二個主要動力是，法律與國家例外主義的敘事共同打造出來的。以新加坡為例，這些敘事都堅持認為新加坡的領土、存在和社會條件特別脆弱。後殖民的政府依循殖民時期的「緊急狀態條例」的模板，堅持國家脆弱性的敘事，授權無所不知的政府可以採取先發制人和強制性的行動，同時中止或削弱公民和政治權利。然而，重要的是，這些強制性和先發制人的時刻是在（特殊狀況下）法律範圍內發生的，即使這些法律是例外和緊急狀態的法律。新加坡的威權主義並沒有極權主義政權那種「持續恐怖」的殘酷特色。反倒是，新加坡的威權主義已經精細到「精巧」地「校準強制性，以最小的政治代價壓制挑戰者」。以最小的政治代價以及最小程度削弱國家和國際正當性來管理脅迫動作，是新加坡威權主義法治成功的關鍵特徵，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其他許多政權都將目光投向新加坡，想要師法它的法律和政治模式。特別重要的是，中國政府幾十年來一直注意新加坡，想要以它作為樣板，學習威權國家如何影響法律的精明管理，以確保政治霸權。

《「依法治國」的迷思——新加坡國家威權法治史》於二〇一二年四月首先以英文出版，中文繁體譯本則於二〇二一年四月底出版。二〇二〇年全世界陷入新冠肺炎疫情肆虐風暴，可說是天翻地覆的一年。但是二〇二〇年，以及令人難忘的二〇二〇年代之前那幾年，法治也受到非比尋常的侵蝕。在這篇序文中，我簡要地討論新加坡和香港最近發生的一些事件，說明威權主義法治擴大的情況。

新冠肺炎疫情在5月爆發以來，各界關切如何取得更多疫苗，幾個民間企業與慈善團體不約而同地想從德國購買BNT疫苗。但在疫苗之外，向來在法治上作為典範的德國，已經為如何在防疫與生活間取得平衡進行一年多的經驗蒐集與思考論證，以使人民在疫情結束前過著新的規範生活。這對於台灣在7月12日解除3級警戒與否，以及如何訂出合理的防疫規範，具有高度參考價值。

因應新冠肺炎（武漢肺炎）疫情衝擊，行政院日前推出急難紓困萬元方案，為完備防疫能量並加速振興工作，追加預算1500億元，於昨（7）日進行第二次朝野協商，並於今（8）日完成三讀程序。不過，環團指出，紓困方案應遵循《工廠管理輔導法》規定，排除違法的工廠業者，即便是紓困也不能違法。

2014年「太陽花學運」衍生「323佔領行政院」遭到警方強制驅離一案，30多位民眾提起自訴，控告前總統馬英九、前行政院長江宜樺、前警政署長王卓釣、前台北市警中正一分局長方仰寧5人涉嫌殺人未遂等4項罪名，今（30）日下午二審開庭，馬英九在庭中表示，訴狀中所言並非事實，「因此我無罪」。

遠雄集團董事長趙藤雄因大巨蛋案等5大案，31日遭檢方起訴，並求刑24年，在遠雄集團的家族企業中，趙是遠雄真正能作主的人，重大決定都由他交辦後行事，台北市長柯文哲今就對趙的即將入獄表示，市府就要跟遠雄談，到底他們現在誰可以做決定？因為如果沒有人做決定，這個案子拖下去就有問題了。

美國國會共和黨籍參議員、來自佛羅里達州的魯比歐（Marco Rubio）給最近因肝癌去世的中國政治犯、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的遺孀劉霞寫了一封公開信。《時代》雜誌網站7月25日發表了這封信。公開信全文翻譯如下：

自由台灣黨主席蔡丁貴在2014年2月22日透過臉書號召支持者到湯德章紀念公園，以繩索將園內孫文銅像拉倒，被法院判決拘役40天。蔡丁貴11日早上在妻子與支持者陪同下，赴台北地檢署報到發監。

因為「迫降」事故，在日本一度全面停飛的駐日美軍MV-22「魚鷹」運輸機（Osprey），今天（19日）下午2點將解禁復飛。美方強調該事故並非機體缺陷所致，認為復飛並無安全問題，但沖繩縣知事翁長雄志認為「有常識的人看過照片都知道那是墜機」，不同意美軍「迫降」說法，怒斥同意美軍復飛的日本根本「不是法治國家」。

記者黃志政／台中報導

無罪推定原則，是區辨法治國家與警察國家的重要指標。從解嚴之後，台灣漸已脫離警察國家的行列，似乎是個不爭的事實。但是，只在制度表面上接受無罪推定原則並不夠；要問台灣司法遵守並實現無罪推定原則的程度，才足以決定台灣是否真正遠離了警察國家。然而我國的刑事訴訟司法實務，是否真心信奉無罪推定原則，其實還有很多疑問。今天先來談一個久被忽略的觀念盲點，藉之檢驗無罪推定原則被遵守接納的程度究竟為何。刑事訴訟法明文規定了（第154條）無罪推定原則：「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另外一處則規定（第251條1項）了檢方起訴的標準是：「檢察官依偵查所得之證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應提起公訴。」同法接著又規定（第299條）：被告犯罪已經證明者，才得判罪科刑。這些規定顯示了檢方有證明被告犯罪的舉證責任。於此要提出的問題是，檢方認定被告犯罪而起訴時所需要的心證確信程度，與法官判決被告有罪時所需要的心證確信程度，相不相同？採取所謂「起訴狀一本主義」的國家，也就是在被告有機會提出證據反駁檢方指控之前，不許法官單獨閲覽檢方起訴證據的國家（例如美國），並不需要問這個問題。而台灣之所以應該有此一問，是因為我國刑事訴訟法並未採取「起訴狀一本主義」，檢方起訴時可以（而且一定會）將偵查所得、其憑以認定被告有罪的證據呈給法官過目。也就是說：在被告答辯之前，檢方已有先行影響法官心證的機會。所以，要問這個問題的意思是，在被告還沒有機會提出證據反駁檢方的指控之前，檢方舉證的門檻為何？我國法學界與司法實務的主流看法是，檢方起訴的舉證門檻不需要到達法官判決有罪的心證門檻程度，理由之一是極為講究無罪推定原則的美國法律上也無此要求。從這裡就可看出一些端倪，無罪推定原則並未真正形成我國法界的金科玉律！為什麼呢？用美國法如何如何做為唯一的回答，本身就透露出無罪推定原則只是人云亦云，不是發自內心的堅持。美國採取起訴狀一本（所謂起訴狀一本，是日文直譯，就是起訴時只有一本起訴狀，不許附加證據，以避免法官看到卷證形成先入為主），法官在進入審判之前，不看卷證，也無卷證可看，當然不會也不必計較檢方的起訴門檻。等被告舉證就緒，可以開始審判了，審判者就會一次聽證閱覽雙方的證據（這叫做集中審理）。檢方如要成功說服法官（還包括陪審團）被告有罪，其舉證的門檻自然就會拉到與法官判決有罪相同的程度。我國刑事訴訟法不肯採取起訴狀一本制度，原因是司法改革推動修法時，代表檢方的法務部始終反對，代表審判的司法院也不堅持。從無罪推定原則的角度觀察此事，其實也可以看到司法並不堅持無罪推定原則的實相。要知道，檢警是不可能自動接受無罪推定原則的；如果偵查時通通推定無罪，就會無案可辦了。無罪推定原則，其實是法官必須堅持的原則，只有法院堅持無罪推定原則，檢方才會為了說服法院被告有罪，而使用無罪推定原則檢查自己搜集的證據足不足夠。我國的檢方很聰明，不但不相信無罪推定原則，還思圖根本破壞法官採取無罪推定原則；所用的方法則是堅拒起訴狀一本，想在一起訴時，趁著被告還沒有機會提出反證自辯無罪，就先提卷證影響法官的判斷，利用法官看到單方的舉證形成先入為主，實質上拆解無罪推定的心理約束。偏偏我國的法院也不堅持要求起訴狀一本，拒絕先被檢方的證據所污染心證。這就顯示司法院其實並不真正堅持無罪推定原則了。問題還不僅此，如果不堅持起訴狀一本，難道不必堅持檢方起訴的門檻須與法官判決有罪的程度相當嗎？如果答案為是，意思是說遭到檢方起訴的人之中，會有很大的比例是要被判無罪的；而且檢方還有機會利用先發制人的卷證建立法官的先入為主，弱化法官無罪推定的審判基點，其結果當然就是無辜的人可能會被判有罪。容許檢方使用低於判決有罪的門檻做為起訴門檻，必然招致兩種不容存在的風險。風險之一，會使得大量不該被判有罪的人被起訴，遭受成為刑事被告的精神折磨。風險之二，則是可能使得許多無辜者被判有罪的可能性大幅增加。其問題根源都出在容許檢方利用「有犯罪嫌疑」為名，起訴其明知未達有罪判決門檻的被告，被犧牲的當然就是無罪推定原則。刑事訴訟法缺乏起訴狀一本的要求，法院竟然還容許檢方的起訴門檻可以低於判決有罪的門檻，這若還不算是背棄了無罪推定原則，算是什麼？如果要求檢方起訴的舉證門檻，會怎麼樣呢？法官在看卷時，就會先問一個問題：這個案子如果被告沒有相反的舉證，我已經可以判決有罪而毫無懷疑了嗎？如果是還有些懷疑，那還需要審判浪費時間嗎？逕行駁回起訴不予受理即可！試想，被告尚未提出答辯，檢方的舉證尚且不到判決有罪的門檻時，還能容許進行審判的法官，會是推定無罪的法官嗎？如果法官要求檢方的起訴門檻與判決有罪一致，不達門檻的就該逕行裁定駁回；其真正的道理是刑事訴訟不該同意檢方只要是認為被告有犯罪「嫌疑」就可以起訴。刑事訴訟不要求檢方的起訴門檻要到達判決有罪的程度，只要被告有犯罪「嫌疑」就可以起訴，還可讓法官不問青紅皂白進行審判，其結果很可能會是使得法官反過來降低認定有罪的標準，將不該判決有罪的人判決有罪。我國歷來檢察官起訴門檻只是定在證明被告有犯罪「嫌疑」即可，法院卻也一向安之若素，極其少見逕行裁定駁回起訴的情形，此中究竟有多少不該被判有罪的人被判有罪了呢？這可是每天都正在發生的現在進行式，想來不寒而憟！無罪推定原則是憲法原則，刑事訴訟容許檢方有嫌疑就可起訴，還容許法官進行審判，背棄無罪推定原則一至於此，違不違憲？不要忘了，我國的刑事訴訟法還容許自訴，若是使用同樣一個標準，任何人自認為有證據足以認定任何人有犯罪嫌疑，就可以提起自訴讓他變成刑事被告，法院也自會開庭審究一番，對平民可以如此，對總統、行政院院長也可如此，這難道不就是台灣今日的司法實況？台灣，距離法治國家還有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