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討失敗原因之前，我們必須先建立一個客觀的評估框架，挑戰「治水完全無效」的普遍印象。事實上，台灣的治水成績單並非一片空白，而是一幅點狀成功與線性挑戰並存的複雜圖像。
點狀的成功 vs. 線性的無力感
若將鏡頭拉近，政府投入的巨額預算確實帶來了局部、可量化的改善。根據經濟部水利署的公開資料，前瞻計畫在特定高風險地區發揮了顯著作用。例如，在2024年728豪雨期間：
1.台南菁寮排水系統：相較於2018年0823豪雨造成的469公頃淹水面積，本次類似降雨量下的淹水面積大幅降至5.5公頃。
2.嘉義荷苞嶼排水系統：相較於2017年海棠颱風造成的16小時淹水，本次淹水時間縮短至4.5小時。
這些數據證明，針對性的工程改善，如加高堤防、清淤疏浚、增設抽水站等，在「設計標準內」的降雨情境下，確實能有效「縮短淹水時間」與「減少淹水面積」。這些「點」上的成功，說明預算並非憑空蒸發，而是轉化為實質的防護能力。然而，民眾的感受卻是「為何還是到處淹水？」這種「點狀成功」與「線性無力感」的落差，源於我們面對的挑戰本身發生了質變。
綜合來看，將台灣的治水困境簡單歸咎於「成效不彰」或「工程失敗」並不公允。更精確的診斷是：傳統的、以工程為核心的治水思維與工具，在應對新型態的氣候災變時，顯現出根本性的「能力不足」。
台灣的淹水問題，是地理宿命、都市發展、工程慣性與治理失靈交織而成的一道難解習題。傳統治水工程的「能力不足」，正是由以下三大結構性困境所導致。
困境一：先天宿命與後天加劇——失衡的國土利用
台灣的水患根源，始於其獨特的自然地理，而後在人為開發的過程中被急遽放大。
1.先天限制：台灣島山高、坡陡、流急，河川短促，洪水從山區到出海口的時間極短，難以形成有效的天然滯洪。以大台北地區為例，其身處的結構，匯集了淡水河三大支流（大漢溪、新店溪、基隆河），卻僅有一個狹窄的關渡口作為排洪通道，如同一個排水不良的浴缸，是天然的致災熱點。
2.後天加劇：人類活動進一步加劇了這種脆弱性。
─都市擴張的代價：快速的都市化，將原本能涵養水源的農田、林地變成了不透水的柏油與水泥叢林。雨水無法下滲，在地面迅速匯集成洪流，其總量與速度遠超現有下水道系統的負荷，造成嚴重的「內水氾濫」。
─與水爭地的開發：過去數十年的都市計畫，往往優先考量經濟發展而非災害風險，導致大量建物、工業區甚至重要基礎設施，興建於河川行水區、洪氾平原或沿海低窪地帶，從源頭就將人民的生命財產置於風險之中。
─看不見的危機：在中南部沿海地區，長期的農業及工業超抽地下水，已造成嚴重且不可逆的地層下陷。地勢的降低使得這些地區在面對暴雨和海水漲潮時，排水更加困難，「逢雨必淹」幾乎成為常態。
困境二：工程思維的慣性與極限——「圍堵洪水」的迷思
長期以來，台灣的治水策略被一種「工程萬能」的思維所主導。這種思維的核心哲學是「對抗水、驅趕水」，試圖透過加高堤防、河道水泥化、擴建排水道等「灰色基礎設施」，將洪水快速地排入大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