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強烈的對愛之憧憬，才生出想要改變世界的力量，可以與宇宙為敵，正是少女的力量之所在。」—李維菁
從女性主義說起
反觀台灣，在日治時期及戰後，雖有零星的女性作家和倡議者，但通常皆以呂秀蓮於1974年出版的《新女性主義》作為台灣婦運的起始。在1980年代，國民黨執政鬆動的時刻，有李元貞創辦《婦女新知》雜誌，內容為譯介西方女性主義經典，討論婦女相關法案之制定與修改和報導國內外婦運新聞。1987年解嚴前後，台灣的女性主義進入到另一個階段，該年關懷雛妓的遊行，因遊行人數眾多而被大幅報導和催生大量相關議題；同年，婦女新知基金會、進步婦女聯盟、婦女救援基金會與現代婦女基金會相繼成立。90年代百花齊放，如大量關於校園性暴力的座談、第一個女同性戀團體「我們之間」成立、兩性平等教科書的編寫與彭婉如、白曉燕命案對婦女安全的省思。也是在此時，台灣才大量引進歐美的第二波女性主義，連同第三波的後女性主義、酷兒理論，以及廣義的後現代主義理論。即便可能是西方理論強硬移植、去脈絡的結果，但不可否認這些理論正巧呼應台灣去中心，強調多元的欲求。西方理論成功地深根和本土化。
歐美的第四波女性主義，強調網路效應、性騷擾和性暴力，如#MeToo浪潮的席捲，不外乎透過YouTube、Facebook與Instagram等網路平台而蔓延展開。然而，不管是第二、第三，或第四波浪之中，卻有一種女性價值稱之為「後女性主義」。「後女性主義」的定義雖然眾說紛紜，但也可能如學者Rosalind Gill所言，是關照「情感」（sensibility）的一種方式，並表現在「電影、電視節目和廣告等其他傳播媒體」。Gill認為「後女性主義媒體文化」（postfeminist media culture）受到結構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的影響，並兼容了女性主義和反女性主義之間的矛盾和糾纏。這些女性強調主體性，看重個人主義，意識到規訓的存在；但同時又認為苗條的身材才能稱之為性感。她們和傳統的女性主義者保持若即若離，時而贊同，時而否定，並展現另一種生活價值。她們或許被認為是擁抱父權，不夠激進，甚至是女性主義的反挫。然而，我們卻不能忽略確實有這種伏流，在影視、廣告、雜誌和網路媒體，是在亮眼的明星，也在街角、校園中的平凡女子之中。後女性主義伴隨著大眾文化，它並非女性主義的反挫，反而像是有條件地汲取了女性主義，並透過反思，找出非黑即白（支持女性主義，或者全盤否定）以外的第三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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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也能找到類似的趨勢。以幾位先行研究為例，如王右君發現女性在交友平台的自我敘述中，體現了Butler的性別展演或是Hall所說的語意協商。在交友自介中，女性常強調身為女兒、妻子、媳婦等依賴性角色，例如寫道：「渴望被在乎，被重視，被關心！……做個大男人身旁永遠幸福的小女人」、「我想冠夫姓，這是女人的歸宿和歸屬」。但同時又看到某些敘述出現了女性主義的價值，如若干女性寫道：「學會一個人和孤單和平共處」、「專業使女人散發魅力……喜歡充實自己……不喜歡膚淺！有深度的女人……是充滿智慧」。如此的順從父權，卻又強調自身主體性的後女性主義媒體文化，在康庭瑜的研究也曾探討過。她注意到女性透過性感自拍的上傳，來分享自我性化的身體。這並非使男人愉悅，而是一種自我凝視，自我滿足，以此發展主體意識。這些喜愛自拍的女性仍展現了一種「反抗的身體」，強調自我氣質和選擇來抵抗主流的審美價值。
同樣的，在女性媒體文化中，如最常見的「女人迷」網站，也能看到類似矛盾的論述。一方面重申了女性主義的價值，如在陳珊妮的專訪中，提到：「習慣自己的長相，會有好處，每個人的身形與輪廓都不一樣，當習慣自己的樣子，會開始累積喜好，進而建立屬於自己的美學標準與系統。」；但在另一份世紀奧美公關創辦人丁菱娟的訪談中，卻出現「誰說內在美比外在美重要」的反挫，並強調打扮的重要。
「女人迷」或許是後女性主義媒體文化的代表。特別的是，在一些文章中，會出現「少女」、「女孩」或「公主」這類關鍵詞。這些文章所提到的「少女」、「女孩」或「公主」，目的不在於幼體化女性，卻可能是一種借用他者文化，並早已在地化的女力。如動漫《美少女戰士》，在「女人迷」的文章中被解讀為各種不同「少女」哲學的展現，月亮水手的「剛強，來自對世界的善良」；水星水手的「敏感，溫柔守望對方」。又如關於《庫洛魔法使》的文章中提到閱讀該「少女」漫畫獲得的啟示，如「少女」能「從小處撼動世界」，「願意為了守護所愛，而溫柔地挺身而出」。網站企劃「每個人的童年，都有一部迪士尼」，以各種「公主」的故事作為女孩的人生準則。比如在其中一篇文章將「公主」和塔羅結合，讀者可能選中「堅持夢想」的睡美人（雖然睡美人會被如此定義實在令人費解）、「嚮往未知」的人魚公主與「優雅氣質」的白雪公主。在認同的同時，也間接接受了「女人迷」編輯所給的公主價值觀。這些從日本和美國而來的文化，已成為台灣的少女養成條件。
「少女學」中的少女
台灣對「少女」概念的推崇和認同，讓人不禁想到英語國家也有同樣因媒體文化推波所產生的「美眉文學」（chick lit）。「美眉文學」呈現當代的單身女性以及其經濟狀況，如何迎拒物質欲望，特別是美妝、衣飾；地點在大都會如倫敦、曼哈頓；娓娓道來女性在婚姻市場的際遇；評價當代男女交際、行為，掙扎於社會責任和私滿足的自我追求。小說的女主角大都是平凡女性，從事媒體工作，如《BJ的單身日記》和《慾望城市》。面對邊緣化和單身焦慮，不同於傳統第三人稱，而是以獨白方式，彷彿作家寫出的日記。以此，讀者能進入情境，並想像「我」就是「女主角」。
雖然英美的「美眉文學」可延伸出我們對台灣「少女」的想像。但台灣現實和西方理論之間，存有大量扞格。在此，我想提出「少女學」，靈感來自於李維菁在2010年出版的《我是許涼涼》。她描繪那些長期在職場上，看盡資本主義和消費市場的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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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普遍蔓延的「少女」意象，主角大多為都會小資輕熟女。她們看台灣偶像劇，如《流星花園》、《花樣少男少女》、《小資女孩向前衝》與《我可能不會愛你》，看日本少女漫畫、BL小說，聽台灣流行樂，看迪士尼的公主系列電影長大，受到這些挾帶後女性主義的媒體文化之薰陶，而產生對物質的迷戀：粉妝、打扮與自拍。受到的「情感教育」既有中國和台灣的閨女傳統，又有西方當代女性的典範，因此稱自己為公主、為少女，渴望被寵愛的同時，卻又強調獨立自主；既迎合父權，卻又抗拒的矛盾情感。才華洋溢的她們所創造的文本獨樹一幟，彷彿「美眉文學」的變種，差別在於她們更善於內在探索，更文藝、善感、自傷與自溺，書寫對自身、家園和國家的感受，以手帕交的對話方式引起讀者共鳴。「少女文本」的敘事者以自嘲、獨白、懺悔、多情或善感的方式，記錄了自己的成長和夢想，以「我」作為抒情的人稱，訴說一種情境、故事。她們延續傳統的哀而不怨，怨而不傷；同時又與時俱進活出當代少女的典範。她們對愛情有一種泡泡般的幻想，對社會有一種單純的見解和盼望；卻又對現實感到悲傷。她們彷彿仍活在自己的房間，尚不識洪水猛獸、人心險惡，然而她們有強大的自主性。
「少女文本」的族譜早已根生於台灣，並流傳許久，只是缺乏整理和析出。或許祖師奶奶是瓊瑤的《窗外》和《煙雨濛濛》，而後有朱天心的《擊壤歌》、席慕蓉的《七里香》、林婉瑜的《剛剛發生的事》、楊佳嫻的《屏息的文明》和《你的聲音充滿時間》，與李維菁的《我是許涼涼》。在2010年之後，出現大量的「少女文本」典範，原因在於媒體文化如臉書的使用、網路女性相關議題和資訊的發達。此外，不同於上一世代的詩人以大敘述將場景置於父權所規範的語言和歷史框架，這些當代女性另立旗幟，以陰性的語言，在太平盛世抒情小我，創造陰性的世界觀。如神小風的《少女核》和《百分之九十八的平庸少女》、陳又津的《少女忽必烈》、林奕含的《房思琪的初戀樂園》、湯舒雯的〈初經人事〉、崔舜華的《你是我背上最明亮的廢墟》與徐珮芬的詩集。
我想以李維菁為例，以她的作品驗證「少女」如何是台灣文學的重要支流，卻常被忽略。
李維菁的「少女學」
作為「少女學」的提議者，李維菁描寫了各式形色的少女。她寫出了少女的心情。少女知道自己愛單眼皮的男生；少女的肌膚特別敏感；珍藏著眾多悲傷的回憶，需要溫暖和擁抱；少女愛化妝打扮；少女注重美姿美儀；少女有生活的品味，懂得村上春樹和村上龍；可以談兩岸危機，美國和阿富汗的戰爭；少女對男人有基本要求，不能接受沒有三百萬存款（她說：「我是對事不對人。」）；少女知道女人之間的競爭，也看穿男人的手段。如同李維菁寫道：「那些看起來純真、沒有性威脅、善體人意的，其實多半是包裹著少女外表的成熟女性，她們清清楚楚地知道世界、現實的結構，因此可以純熟操作男女政治不著痕跡，才能談場戀愛仍舊風度優雅。」
在兩性關係，少女主動迎擊且有主見。在〈老派約會之必要〉，李維菁寫下大量的約會條件。這些條件呈現出的態度是曖昧的，彷彿接納了父權思維，其實，她們懂得父權運作的體系，也懂得如何在其中生存。因此，敘述者說道，男人見到少女之前：「不要MSN敲我」、「你要打電話給我，問我在三天之後的週末是否有約，是不是可以見面」、「你要像老派的紳士那樣，穿上襯衫，把鬍子刮乾淨。」少女主導整個約會過程：「如果你騎偉士牌，請載我去遊樂場，如果你開車來，停在路邊，我不愛」、「記得把你的哀鳳關掉，不要在我面前簡訊。」少女也主導了哪些問題可以問，該怎麼問，何時問：「你可以問我同樣的問題，但不能問我有沒有暗戀過誰，我會撒謊。這是禮儀。」男人該送少女回家：「送我回家。在家門口我們不想放開對方。」即便是分別時刻，她能選擇拒絕親密：「不，寶貝，我們今天不接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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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李維菁，大齡的女子也是少女，然而有時仍渴望著白馬王子，甘願低頭彎腰。在〈我是許涼涼〉，描寫了一位三十八歲的「少女」，她有了姐弟戀，編織著和男友修成正果的美好夢想：「我從小就想結婚，有安定的家庭與伴侶。」然而現實是，她常感受到自己的大齡讓男友尷尬，男友無法帶她出門見朋友，無法帶她見未來的婆婆，即便她為了婆婆買昂貴的面膜天天敷。最終，男友甩了她，她仍哭喊著：「別離開我。」在另一篇〈永遠的少女〉，成為母親的女人仍視自己為少女，是個迪士尼的公主，但同時看破現實，看破那無法翻轉的階級、財富與權力。她自我嘲諷：「曾經自以為公主的，不過是人生的婢女而已。」這些傷心的大齡少女，生活在現實與夢幻之間。
女性主義的未來
強調心境上的「少女」，資本主義的結合，以及對於父權的迎合和解構，或許是未來女性主義所要面對以及思考的議題。女性主義不在是傳統的上街頭、辦雜誌，訴說宏大的思想，而是在渺小物質上的選擇，在個人主義，在心的力量。如同李維菁仍然能發現那些少女心，在時髦貴婦香奈兒包包上面的粉紅色Hello Kitty吊飾；在穿著俐落的女強人，露出小碎花的棉質胸罩；在挑菜的歐巴桑，大捲的頭髮上有水鑽蝴蝶夾；在帶著孩子的漂亮媽媽，迅速在書店的占星區抄下下半年運勢。李維菁說，她們知道彼此是隱身在塵世的美少女戰士們，正等待著少女革命的來臨。
楊澤在評論李維菁的少女學時，曾說那些女孩子是向外走，也是向內走：「向外走也正是一種向內走。向外，頭角崢嶸的城市少女經歷了，與世界的摩擦和碰撞，在校園與職場、家庭與百貨公司之間，發展出各式各樣的拉扯關係；向內，從集體過渡到個體，既純真且世故的城市少女反覆推敲思考，暗自演繹出一個又一個，既浮華且昇華、既保守且爆破的角色造型。」楊澤精準地描繪出在後女性主義媒體文化的時刻，少女如何在各種矛盾的價值觀之間拉扯。未來，這將是許多女性文本常見的主題，我們將看到更多的少女參與其中，寫下更多的少女文本，理直氣壯地歌頌自己的小情小愛。讓我們期待少女學的誕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