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從十九世紀中葉開始，情色魅力的標準改由攝影及後來的電影主導，由它們來界定什麼叫性感，並予以標準化，促使民眾更加重視自身及他人的外表。既然美的標準統一了，性感的準則和符號旋即傳遍世界各地，許多社會願意接受這一套標準，從而改變了擇偶標準。
由於美國文化格外強調身體的重要性，加上性和性慾高度商品化，「性魅力」很快就獨立出來，自成一個文化類別，跟道德評價分道揚鑣了。從早期的美貌崇尚，到後來的瘦身熱潮，或是以情色和性感的屬性來定義男子陽剛氣概和女子陰柔氣質……這一切靠的都是文化產業不遺餘力地鼓吹，連帶也引發後續效應：將性魅力和性感轉化成正面的文化類別，性感成為擇偶與人格形塑的核心指標。隨著性和性慾高度商品化──滲透到資本引擎核心──性不再是跟生育、婚姻、情感、長期紐帶有所牽連的屬性跟經驗了。
多虧有精神分析師和心理學家鼎力襄助，賦予權威性及合法性，消費文化才能成功剷除性教條與性禁忌，啟動人體及兩性關係的情色化工程。每當在重新定義自我（selfhood）時，這批專家常把自我的兩大根基歸因於性慾。第一，他們認為個人精神史基本上是環繞（嬰兒時期的）性慾而組建起來；按照這觀點，性慾可說是界定一個人及其精神本質的基本要素。第二、性慾迅速成為「健全」自我的指標和據點。許多臨床心理學家和諮商師聲稱，美好的性生活對民眾的健康福祉具有至高無上的重要性。於是，性慾穩居美好人生和健全自我的核心位置上，為「性經驗」的正面涵義鋪路。心理學將性慾定位成主體的核心──也就是說，現在由性和性慾來承載私密的、獨特的真實自我，性生活健全，人才能擁有美好的自我──性和性慾被擺在自我敘事時間軸的兩端，一個人的過去跟未來皆圍繞著性和性慾打轉。自我不但把自己的故事講成一則性故事，更把性慾當成故事的終極目標，它是理想，也是實踐。
一九六○年代以降，隨著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掀起的文化革命和性革命浪潮，心理學訊息益發強盛。第二波女性主義浪潮之所以猛烈，正是因為這一批女性主義者改從政治的角度來重新設定性慾的概念。追求性高潮和雙方快感，如今反倒成了合乎道德的行為，肯定兩性平等和個人自主權。性快感現在成了肯定的手段，肯定女人作為一個自由、平等的個體，足以跟男人平起平坐，性慾彷彿一座豐沛的儲藏庫，不斷賦予自我正面、道德上的肯定。同性戀平權運動雖未跟女性主義直接結盟，可是有了他們的裡應外合，性慾幾乎和政治權利畫上等號，兩者之間的連結成為再自然不過的事，一談到性，馬上聯想到民主政治的核心價值──選擇、自決、自主。自從被劃歸到政治權利底下，性慾就成了自我之中自然且常規化的一面，掙脫了女陰柔、男陽剛的道德期許。這幾股文化力量結合起來，不僅讓性、性慾和性感取得了合法化地位，更使它們成為擇偶的核心標準，最後還賦予這一評判標準獨立自主的地位。「被某人的性感所吸引」成了一段感情的必要條件。 （相關報導： 價格信號發揮的市場協調作用，令人嘆為觀止：《弗雷德里希‧海耶克》選摘 ｜ 更多文章 ）
隨著「性感」成為全新的文化類別、全新的關係評估模式，特別是現代人常拿它來衡量自己與他人的愛情，這反而凸顯了「性」涵義不同階段的轉變。然而，性魅力和性感並非憑空出現的文化類別，而是多重管道齊頭並進的結果：消費文化把美從品格和道德的桎梏之中解放出來，讓性慾一步步取得獨立自主的地位、足堪代表一個人的為人，再把性高潮包裝成某種令戀人夫妻趨之若鶩的能力。根據《牛津英語字典》記載，「性感」一詞在一九二○年代以前都還帶有負面涵義。約莫到了一九五○年代，這詞用在人身上才顯現出正面現代涵義，與美、道德徹底切割。例如，一九五七年威廉‧坎普（William Camp）在《愛的前景》一書中寫道：「她身上一定有個東西在大聲告訴人家她是個好床伴。女孩子不一定要長得漂亮才能性感。」隨著性感成為普遍的文化現象，性感所指涉的遠遠不只是簡單的外貌；它形容人的本質，雖然涵蓋肉體，可是又不純然侷限在肉體上。蘇菲亞‧羅蘭的說法是：「性感是發自內在的東西，妳身上要麼有、要麼沒有，跟乳房、大腿、噘嘴，真的沒有多大關係。」在蘇菲亞‧羅蘭看來，性感是女人天生固有的普遍特質，性感不僅令女人魅力十足，甚至是民眾擇偶時最看重的特質。舉個例子，艾倫是名五十二歲男性，藥品銷售經理，以下這番言論正反映出多數人普遍的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