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建元觀點：臺灣本位底三民主義論

在臺灣，孫學在以經解經的時期，招致了社會的批評，例如教條化。對於孫學及三民主義的教學，社會就教條化的具體批評為何？此外，在以經解經的時期，社會對孫學及三民主義，有其他批評的面向嗎？

去教條化，超越孫中山

首先，在臺灣來講，以經解經的時期，應當是三民主義發展的高峰了，那是蔣中正總統在任的時候。行政院長蔣經國出任中國國民黨主席接掌大權之後，就開始講「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事實上反攻大陸的基本國策已經鬆動了，所以三民主義意識形態內容也隨之開始轉化。

回到那一段時期。三民主義義理主要的問題在哪裡呢？孫中山三民主義最初開創的時代背景，是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當時還是在一個封建王朝的統治狀態之下。後來，在聯俄容共之後，中國共產黨又有所謂新三民主義的說法，三民主義的內容又增加更新了很多共產主義的因素，因為當時中國國民黨是受到共產國際的支持的。這兩個階段的三民主義，孫中山的思想，其實有很大的轉折，也就是說，早期，可說是以西方國家正常憲政民主下的政黨政治來建構他的國家藍圖，美國的影響很深，可是到了聯俄容共以後呢，他更多的就考慮到，在建國的程序上，怎麼樣去利用政黨的組織力量，所以，有了革命民權的主張出來，「民權，唯民國的國民才能享有，不輕授於反對民國的人，使得藉以破壞民國」，這些觀念都在這個新三民主義時期出來的，受到列寧主義（Leninism）和革命形勢的影響，帶有很強烈的集中制的色彩。在孫中山三民主義的演講當中，〈民生主義第一講〉就出現「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這個困惑無數代人的命題。

所以到底孫中山思想的真實面貌是什麼呢，在臺灣或者是中國大陸，就好像孔子過世以後，他的弟子分成了八派，而都有不同的解經，三民主義在兩岸也出現這種狀況，再加上孫中山的領袖地位，是建立在他既是政治的領袖，也是意識形態的導師，所以要繼承孫中山的領袖地位，就必須具有這個傳承孫中山思想的地位，我們就看到國民黨內很多勢力，像蔣中正、胡漢民、西山會議派等等，還有共產黨，都在爭奪三民主義的詮釋權，最後呢，是蔣中正在政治上面獲得勝利，所以他就取得了詮釋權。我們在臺灣所看到的三民主義和孫中山的面貌，其實是蔣中正的團隊形塑出來的，那也是為了他在黨國體制中繼承孫中山地位，在意識形態上面的正當性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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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個時代，這樣一個帶有強烈的黨國還有領袖獨裁色彩的三民主義版本，就明顯地和《中華民國憲法》的憲政主義價值產生衝突，這就使得當時國民黨和蔣中正所詮釋的三民主義，要透過國家的力量在教育體系當中對人民進行洗腦的三民主義論述，就和這個學校裡面的公民教育、大學裡的憲法教育等等產生價值和理論上的嚴重衝突。我就是在那樣一個時代當中成長的啊。當時的正統三民主義的確就是出現了這個教條化的困境。教條化明顯的一個例子是，它是大學聯合入學考試當中的一個科目，重要的一個科目，可是它的考試命題，其實是按《高級中學三民主義課本》裡的內容出的，常常就是和現實與學理相距甚遠，成為一種教條。比如說，我記得我們以前高中的時候，曾經有過這樣的一個考試題目，我覺得那應該是《國文》的題目，怎麼搞到《三民主義》裡面來了，它就是要比較臺灣跟中國大陸的不同，臺灣實施三民主義，大陸實施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三民主義代表什麼？代表光明、天堂；共產主義代表什麼，黑暗、地獄，這類的意思相反的一組形容詞，常常出現在我們的《三民主義》課本裡面，然後成為考題，非常地荒唐，因為它留在學生腦子裡的，只剩下形容詞，而缺乏對實際問題的批判和分析，我們看其他平行的高中教育的內容，兩相對照，就可以發現三民主義的教育，非常地荒唐，對形塑公民幫助不大，如果真要有教育效果，人民都變成了順民了，聰明的學生都把它當成考試加分的工具。那老師呢，很多不是由具有社會科學專業訓練背景的人來擔任，而常常是什麼？常常就是教官或是國民黨的黨工，所以，課程裡面就會出現對於當時臺灣的新興社會運動，特別是對臺灣的政治反對運動的許多偏見，而編造出所謂的三合一敵人，就是臺灣獨立、黨外跟中共的三合一，這都是非常荒唐的三民主義教條的內容。這樣的三民主義當然就受到自由派，或者是正統政治學訓練的知識圈的批評，甚至是鄙視。

三民主義當時發展的困境，就是成為國民黨政府在意識形態上面為了證成它國家政策與治理方向的一套論述，帶有強烈的黨派性，也不允許挑戰。所以這是三民主義發展的很重大的障礙。後來在1980年國立中山大學成立之時設立了中山學術研究所，他們也開始推動一個新的概念，叫「孫學」，我的印象是這樣的，孫學就是有意去擺脫蔣中正詮釋下的三民主義的內容，要回到孫中山原典本身，去尋找它的源頭、它的精神。

孫學的問題在哪裏？孫學會很容易回到孫中山本人當時所處的時空，然後，再進一步地衍伸出，孫中山是中國人啊，所以它討論的問題是中國當時的問題，清朝末年、民國初年時中國的問題，但那跟臺灣在1980、1990年代社會運動、反對運動風起雲湧的時空，讓你感覺到格格不入。所以孫學就會出現兩個問題，依我來看，第一個就是說，它嘗試取代原來三民主義的概念對人們所造成的僵固性，希望有更活潑的思想活水能夠注入，可是孫學的這個概念呢，會成為孫中山個人的研究、歷史研究，脫離臺灣時空的需要；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視同孫學等義詞的「中山學術」，是屬於三民主義學術化的努力。那問題出在哪裡？就是有點強詞奪理，就是說，在孫中山的原典當中，那種可能在特定環境之下的論述，抽離了它當下的時空條件，斷章取義地演繹、詮釋臺灣現實的需要。三民主義學術化跟孫學同時發展的情況，講嚴重一點，就是強詞奪理，跟孫中山的原意有很大的差異。

那他們是怎麼去跨過「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那一條線，在那個兩岸意識形態對抗的時代，臺灣發展出所謂的「計劃性自由經濟」的概念，其實這個並沒在孫中山的原典當中出現。我並不覺得這不好，我覺得這概念很好，但孫學的概念，其實是會限制臺灣經過實踐之後所詮釋和發展出來的三民主義的理論化。對我而言，我是覺得孫學跟國父思想的概念，應該和三民主義分開來看，就是說，三民主義要超越跟脫離孫中山的影響，就像馬克思（Karl Marx）曾經講過，「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為什麼呢？馬克思發現，人們詮釋的馬克思主義，跟他想的不太一樣，有所差距。為什麼呢？人的思想會變化，會與日俱進，青年馬克思和馬克思就有所不同，所以重點是那個精神，所以如果在三民主義理論的發展當中，把它當成一個理論或意識形態的架構，就可以放進很多東西，就不見得會受到孫中山的限制，畢竟時代不同啊。孫中山畢竟是革命家，很重要的啟蒙者，但他不見得是一流的理論家，我們任何人在臺灣受過三民主義專業學術訓練的人，其實每個人都有能力在學術超越他，但怎麼樣都不會有他在歷史和政治上的先知先覺的地位。所以三民主義的概念，我認為應該要更具有開放性、發展性，而孫學或是國父思想的概念，就比較集中在孫中山個人的生平跟思想研究，概念會比較狹窄。 （相關報導： 孫中山逝世百年》抗戰勝利竟扼殺中國民主？學者：三民主義在台灣開啟「這個進程」，國民黨卻把元功當成原罪 ｜ 更多文章 ）

三民主義學術化

1970年代有赴歐美的留學生回臺進入各大學新設的三民主義研究所任教，帶來新的理論及研究方法，而進入學術會通期。就留學生進入各大學新設的三研所一事，您覺得對臺灣孫學的發展，例如改變先前以經解經或教條化的現象，有什麼影響？

一批受過現代專門學術訓練的人，回到臺灣，進入到三民主義學圈以後，對三民主義的影響非常地巨大。在此之前，三民主義教育就是由國民黨黨工啊，或者國防部總政治部的教官的照本宣科講授啊。但是，自從國外留學回來，或者是臺灣受到高等教育專門學術訓練的人進入到三民主義學圈後，他們就帶進了「三民主學術化」的觀念。我記得我在國立政治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碩士讀書的時候，所裡就開設了《三民主義政治學》、《三民主義社會學》、《三民主義經濟學》等等這樣的課程，像我的《三民主義社會學》老師王甫昌，我們就問他這個概念西方有嗎？你從美國留學回來，你怎麼教這門課？他說這概念西方沒有啊，但是就必須要做臺灣本土經驗的耙梳和知識建構，所以也不見得不行。王甫昌的授課重點就放在臺灣的階級和族群問題。《三民主義經濟學》，我記得高安邦有教過，《三民主義政治學》是陳義彥，政大選舉研究中心的開創者。

我的老師們很多都不是意識形態研究的訓練出身的，像是邵宗海、馬起華、張煥卿，但像高永光、趙建民、高安邦就是政大東亞研究所碩士畢業後留美的，我的指導教授李英明是政大東亞所博士，馬克思主義學者，所長廖立宇是政大三民主義研究所碩士畢業再到地政研究所攻得博士，他們對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或三民主義有相當程度的訓練，但還有其他專門學術的背景，他們研究或教授三民主義，就和國民黨國把三民主義當作政治教條，作為政治作戰或者意識形態洗腦的素材，就不一樣。我的高中《三民主義》老師高震，是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的文學士，是國民黨的黨工，我大學《國父思想》老師陳儀深，是政大三研所碩士，研究孫中山的民主理論，當時還在政大讀政治學博士。受過社會科學訓練的學者，毋寧帶有更多的批判性觀點來看三民主義，這是非常好的。我的三民主義所學，從高中到大學，就更上了一層樓，到了研究所，無論在政大，或是到國立臺灣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跟隨政大三研所學長李炳南教授攻讀博士，那視野更是無限寬闊，也不再處處以黨國為圭臬了。

因為如此，我們看那時候三研所的論文，其實有很多是在三民主義理論架構當中抽取孫中山思想的一些元素來加以發揮，但事實上都是在論述當時或者是未來，臺灣或中國的國家發展上，需要再思考的問題，所以論文的內容就非常地多元精彩。這就讓三民主義本來在那個時代，受到正統的學術界、知識界，某種程度鄙夷或存在偏見的情況，慢慢地受到改善。也就是說，三民主義不再是一個大家必須奉行不渝的教條或是真理，而是可以接受挑戰、接受批判的一套理論，或者只是知識的架構，所以我覺得那個所謂學術會通的時代，對國內三民主義學術化的發展，乃至於在政治上擁有思想武器挑戰國民黨的黨國意識形態，有很大的刺激作用。 （相關報導： 孫中山逝世百年》抗戰勝利竟扼殺中國民主？學者：三民主義在台灣開啟「這個進程」，國民黨卻把元功當成原罪 ｜ 更多文章 ）

國家資源挹注，創造多元典範

1976年國民黨第11次全國代表大會決議加強三民主義思想教育功能，以前述決議為例，你覺得政治力量對臺灣孫學的學術化，或其他發展事宜有何影響？
　　
這倒歷經了一個過程。在此之前，1971年教育部於羅雲平部長任上即頒布有《民族精神教育實施方案》，宣示將選擇適當的大學設立三民主義研究所，以弘揚三民主義之學術研究。1973年，蔣經國主持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通過《加強國父思想教育與匪情研究實施計劃》，決定有計劃地培植三民主義講師，因此必須在大學增設三研所。那時臺灣僅有中國文化學院、政治作戰學校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三校有三研所，文化學院則有博士班。國民黨鎖定臺大和政大，臺大校內極為抗拒，所以，臺大校長閻振興出面，把三民主義研究所直屬於校長室；《國父思想》這個科目呢，1950年6月教育部長程天放頒布《勘亂建國教育實施綱要》，將《三民主義》列為各大學與專科院校的一年級必修學分，不過臺大傅斯年校長不支持列為必修，而任由學生自行選修，政治學系不願開這門課，臺大就把它放在訓導處下，由政治系教授兼訓導長傅啟學來主持規劃，這是臺大三民主義科的由來。12月傅斯年過世，臺大也就擋不住《三民主義》成為必修課程了。

臺大為什麼最後接納了三研所，還成立了博士班。在政治上要阻擋當然很困難，三民主義必須要學術化，能夠接受批判，能夠自由地發展，有詮釋的空間，這才會在校園內學術界受到認可。國民黨加強三民主義思想教育的目標，跟各大學成立三民主義研究所的想法是有差距的，大學不可能去配合你國民黨思想教育的洗腦。但是我們如果把它當成一個學術研究的標的、對象，國家也提供經費，讓學界可以來研究三民主義的問題，不論是從歷史的，或者現實的需要，或者是對未來國家發展戰略上的思考，其實也是不錯的東西啊。三民主義的研究跟現實政治的關係很密切，黨國要以意識形態鞏固統治的正當性，在威權時期，你很難反對它，就索性利用這個架構，就臺灣的時局和國家發展問題，和國民黨進行對話。怎麼樣在國民黨的正統論述中發展三民主義的理論，怎麼樣利用政治力量提供的資源，透過學術化的方法，以三民主義的架構和術語，發展出具有高度現實關懷的三民主義學術，當時的人的確煞費苦心。

由此再來看各校三民主義研究所的成立，最後並沒有達到國民黨要強化的三民主義思想教育的目標，反而創造出新的學術資源，以及貼近政治現實的學術平臺，這個當然對於臺灣之後的自由化和民主化發展，產生了一種原先意想不到的效果，也就是說，透過更多的對於三民主義的批判，以及國家資源的投入，更可以基於三民主義研究的正當性，而能進一步地去挑戰和批評國民黨對三民主義的詮釋，或者是黨國意識形態的基礎。三民主義研究的發展，就是這樣隨著臺灣的民主轉型進程，而呈現出多元化的色彩。

三民主義的多元化到終結

在解除戒嚴之後，臺灣邁向自由化、民主化，個人主義、多元價值觀亦在臺灣抬頭。你覺得這樣的社會氛圍，對於臺灣孫學的發展有何有利或不利的影響？
　　
有利的影響，就是有接觸到三民主義理論，或者對這理論關心、有興趣的人，他可以擺脫原來蔣中正的正統詮釋典範，讓三民主義回到它原本解決人類三大問題的知識架構，而能站在同一個基礎溝通探討這些問題，我覺得是很好的，對豐富三民主義的內容，基本上應該是很有利的。但是呢，因為臺灣在去威權化，去黨國的過程當中，過去三民主義的教育和洗腦在社會中累積了很多負面的情緒，會影響到人們對這一概念的好惡。舉例來講，我以前唸高中的時候，《高級中學三民主義課本》的主編馬璧竟然投共去了，這就非常荒唐了。《高級中學三民主義課本》，我們背他寫的這個課本內容背了半天，結果他自己都不相信，跑到共產黨那邊去。這事讓人對叫我們信仰三民主義的這一群意識形態家非常反感。三民主義的教育從中學到大學退出，被趕出來，從1993年大學《國父思想》課程改為《中華民國憲法與立國精神》、1995年大學聯考廢除《三民主義》考科，2005年廢除高中《三民主義》課程，到現在都已經30年了，現在40歲以下的人，在臺灣民主化中成長的一代，對於三民主義的內容，可能都不怎麼瞭解了。 （相關報導： 孫中山逝世百年》抗戰勝利竟扼殺中國民主？學者：三民主義在台灣開啟「這個進程」，國民黨卻把元功當成原罪 ｜ 更多文章 ）

通過三民主義的知識體系，去思考臺灣跟中國或世界的問題，是一個很好的架構，缺乏那個架構式的思考，當然就比較可惜，因為什麼？我們的共產黨常常會把孫中山抬出來講，臺灣不談三民主義，等於是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戰場棄守，蠻可惜的。我們又缺乏新一代的理論家、思想家，可以對中國人宣傳，進行對話和辯論，使得臺灣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認知作戰，形同棄守。三民主義或孫中山思想，是在中國本土產生的，討論的是中國本土的問題，且不是拿外國理論來硬套。如果中國人不適合民主，如果是這樣，照共產黨這樣講，那孫中山為什麼在100多年前這麼樂觀地認為，有一套方法可以讓中國達成民主化？為什麼19世紀末的人呢，他們認為有可能，反而21世紀當代的中國人或中國的政權認為自己沒有這個素質。那這100多年間中國人在幹嘛？

臺灣在多元化、自由化之後，具有大中華與世界戰略高度的思想人才的培養，形同放棄。這當然對於臺灣的三民主義研究、孫學的發展，當然就是一個不利的因素。照理講，三民主義的發展有雙面性，開放環境當然是有利的，你想什麼就做什麼，可是也因為環境開放，很多人就忽略掉，這可能可和中共進行政治上的較勁，在政治對話上，有一套對方或者中國人呢，還能夠聽得下去的一套論述，但卻因為我們開放的結果，大家反而這個思想武器渙散掉，所以就產生了不利的影響。

三民主義教育的末日

在1990年代，教育政策有若干針對三民主義科目的措施，例如1989年教材適切化，1995年大專取消共同必修，2000年廢除《三民主義》考科，2005年高中取消《三民主義》課程等等，你覺得對臺灣的孫學研究造成什麼影響？

三民主義研究所當年的設立，直接的作用就是培養師資。碩士畢業後，就可以到大專院校擔任講師。教育部為了改善大學《國父思想》課程師資，也對各大專院校做出要求，因此我們很多的學長姐，只要碩士班畢業，都能夠進入到大專去任教，而臺師大，就培養高中《三民主義》課程的師資，所以只要這個科目存在，都會有師資提供的需求，課程的規劃、設計就有必要。可是當你從高中到大學從必修改到選修的《國父思想》或《三民主義》課程全面消失之後，從事孫中山研究的專業學術人才，相形之下在教育市場上的需求就下降了，就會產生粥少僧多的情形，工作就難找了。研究孫學或研究三民主義，然後就不像過去有獨佔的資源，有國家政策的支持，而比較容易找到工作，之後就必須要跟其他的學術系所培養的人才，在社會上從事競爭。對孫學研究的影響，就是因為需求減少了，所以投入的人就變少了，這是的確的事實。另外，因為《三民主義》考科的作廢，事實上這也和臺灣民主化、多元化的時代風潮有關，民主進步黨當然不會拿蔣中正詮釋的這種正統三民主義來治國啊，讓它在學校裡面繼續教學，不是在給自己找麻煩嗎？但民進黨政府也不是意識形態的政權，也沒有說要在大學、中學或者是國民教育當中去灌輸民進黨的意識形態，當然可能透過一些普通的課程去滲透民進黨的臺灣本土價值，但它不會像國民黨這樣，單獨設立一個學科，然後考試，強迫大家學習。那個時代過去了。所以這對孫學研究的影響，就是越來越少人去投入，所以你可以看到，三民主義研究所隨著大學的自由化、開放而轉型，你看它的論文五花八門，好像在培養通識教育人才一樣，感覺上，許多都有點傳聞附會，就是說只要跟三民主義沾上邊，就借題發揮。而深刻地去討論三民主義或孫學整體的，或是個別理論為主題的論文，就幾乎都絕跡了，很少看到，所以我看到你還以三民主義作為博士論文選題，就非常驚訝，這個時代可以說是鳳毛麟角了。 （相關報導： 孫中山逝世百年》抗戰勝利竟扼殺中國民主？學者：三民主義在台灣開啟「這個進程」，國民黨卻把元功當成原罪 ｜ 更多文章 ）

三研所改名轉型

不僅原臺大三研所1990年到2000年的改名國家發展研究所，其他大學的三研所也紛紛改名為國發所，過程中有贊成改名者（即正方）及反對改名者（即反方），以臺大三研所為例，當時各校三研所就改名事宜，正反雙方各有何觀點？雙方有何交鋒？

我念過政大跟臺大，改名的問題呢，我最早自己經歷的經驗，是在政大，比臺大更早討論這問題。臺大的改名是有受到政大的影響，為什麼我敢這麼說呢？因為臺大三研所改名說帖的起草者，就是我！當時的所長陳春生請我幫忙寫。為什麼找我寫？他說，你政大畢業，政大之前改名為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所以政大有些資料你可以方便取得做為參考，然後用以充實臺大說帖的內容。因此我當仁不讓就承擔下來。從政大到臺大的改名，我可以說是以學生身分而身歷其境。

我在協助臺大起草這個說帖當中，其實參考了政大的經驗。政大的經驗是什麼呢？政大的三民主義研究所，在當初設立的時候，和臺大的英文名字就不一樣，臺大三民主義研究所的英文名稱就是用三民主義音譯，就是Graduate Institute of San-Min-Chu-I，可是政大不是這樣，政大的英文是Sun Yat-sen Memorial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什麼意思？跨學科啊，科際研究的孫中山紀念研究所，孫中山成了紀念的所名，可它的設立宗旨和學科類別呢？它跟你講，我是做科際整合的研究，可以跟三民主義或孫中山思想毫無關係。政大在設立三民主義研究所的時候，在定它的英文名稱時，就已經偷跑，突破了原來三民主義的架構，從研究所英文名稱你根本看不出來它要研究三民主義，你只知道它是一個為紀念孫中山而成立的研究所，只要使用科際研究方法，研究甚麼都可以；臺大不一樣，臺大就叫三民主義。所以政大很早就在推改名。

政大的改名方案中，最早達成合意的是「中山學術與國家發展研究所」，「中山學術」這個概念有受到中山大學的影響，因為中山大學當初在設立這類研究所的時候，就不要用三民主義，我覺得他們的考慮，是這個名稱已經被污化了，他們想另闢蹊徑，所以提出「中山學術」的概念，等義的概念就是「孫學」。所以政大在改名的時候，就把中山學術的概念放進來討論。但後來這個名稱並沒有採用，它正式改名之後叫做「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為什麼採取這個名稱呢？因為中央研究院的三民主義研究所，就率先改用這個名稱，意思是，把那個本來英文名稱裡面跨學科整合的這個研究方向，把它變成研究所的中文名稱，中山呢，就是那個Sun Yat-sen Memorial啊，就是紀念孫中山，所以英文名稱就和中文名稱對上了，政大改名叫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是這樣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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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我到臺大念書，臺大在議論三研所改名時，我是所務會議的博士班學生代表。臺大有好幾個方案，比如說，我記得像葛永光教授，他主張，若非改不可的話啊，就改成亞太區域研究所或亞太研究所，因為這一派認為臺灣跟亞太區域的關係很密切，中國跟臺灣的國家發展，應該要有亞太的視野，而與亞太國家的國家發展經驗，也有可比性。國家發展經驗，不一定要侷限在研究臺灣或中國，研究其他國家的發展戰略，也是可以的。所以有了「亞太研究所」的選項。那這個「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呢？也有人提，可是呢？臺大法學院其他的系所就有意見，什麼意見呢？那我們乾脆臺大法學院，直接改名叫社會科學院，不是通通解決了問題了嗎？你要做人文社會科學的科際研究，臺大本來就有它的基礎啊，校內選課也很自由，何必成立特定的研究所？這個名稱包山包海，好像把其他的專門學科研究所都擺在一邊，當然我覺得這個是偏見，跨學科的研究，本來就很重要啊，才不會有那種閉門造車、門戶之見，而學科之間的會通也真的很重要。不過呢，當時學校裡面反對聲音強烈，說，光經濟學研究所就不見得把經濟學搞得多好，都沒有那麼厲害，你們這個三民主義研究所還要包括經濟學組和其他法學院／社會科學院各學科，什麼都行，不可能啦！沒有這種事情。所以當時政大本來用的「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這名稱，臺大就沒有多少人支持。

「國家發展研究所」，其實是我在說帖當中極力主張的，這個本來也是政大原來的方案之一。我在我碩士論文封面上，就把本來政大所務會議已經通過的「中山學術與國家發展研究所」印在上面，並不是當時的正式名稱「三民主義研究所」。我知道政大討論的過程，就去跟政大三研所講師白中琫索取政大的說帖檔案，用那做為基礎來改臺大的說帖。我覺得「國家發展研究所」最好，前綴的「中山學術」或者「中山」都可以不用。三民主義本來就是孫中山研究中國問題的架構與解方，中國人為什麼有這些問題？為什麼中國人要在中國建構三民主義的這套意識形態，因為這是人類共同的問題，民族、民權、民生，是人類的三大問題，既然是人類共同問題，那就不是只有中國人才面臨這個問題，臺灣人、日本人、韓國人，特別是新興獨立的國家，或者新興民主國家，它們都需要有一套國家發展的戰略，中國或臺灣的經驗或孫中山的思考路徑，大家都可以參考，用這樣的框架去規劃各自國家的國家發展戰略，所以，我覺得應該要進一步突破，把「中山學術」、「中山」都直接拿掉，就叫「國家發展研究所」。特別要提醒的是，這裡的國家發展，是National Development，指的是民族國家的發展，不是龐建國教授國家發展理論講的State Development，指的是國家機器領航者領導下的發展。我在我的說帖，我這麼寫，獲得多數老師的支持，覺得談民族國家建構比統治菁英的領導更好。「國家發展」，本來就是一個選項，在政大曾經討論過，只是在臺大的時候我寫說帖，直接把「中山學術」拿掉，只保留「國家發展」。陳春生所長覺得很好，很多老師都覺得不錯，當然也有些老師說，那你改名叫國家發展研究所，那你原來的三民主義研究還需不需要？其實並不衝突。 （相關報導： 孫中山逝世百年》抗戰勝利竟扼殺中國民主？學者：三民主義在台灣開啟「這個進程」，國民黨卻把元功當成原罪 ｜ 更多文章 ）

三民主義在不同的時代和國家需要不同的包裝，孫中山研究、三民主義研究，或是國家發展研究，應該是當個時代非常重要的理論課程，因為我們置身在中國或東亞現代化的環境脈絡之下，所以思考這樣的問題，擺脫不了中國，擺脫不了19世紀當時的思考，當時的世界思潮一路發展下來的影響，因此，國家發展應該是取代三民主義作為所名最好的選擇，而且也和它原來研究的方向相去不遠。所以後來2000年6月3日臺大校務會議就三研所改名方案進行討論、表決，我事前就負責爭取學生代表的支持，如學生會長張榮法、學生代表大會議長謝果齊等等，請他們來支持改名，所以學生票呢，基本上都支持改名，教師的部分，就由當時的所長陳春生、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也是原來三民主義研究所的教授邱榮舉，去進行遊說、拉票，那次校務會議，是陳維昭校長主持的，很順利地就通過了。經濟系反對聲音比較大，該系張清溪教授，在舉手發言後，就當場退席不參與表決。我跟張清溪教授很好啦，我跟他一起研究過國民黨黨產，《還財於民──中國國民黨黨產何去何從？》出版在即。張清溪就覺得這個所不需要保留改名，直接取消掉就好，既有的老師跟學生，就按照你的專長，就配置到不同的系所，他覺得不需要保留威權時期的殘餘。但你要知道，國立大學編制的就是國家預算支持，把三民主義研究所裁撤掉，你就少了一個所的師資員額、招生名額，開個玩笑，這對現有師生的發展沒甚麼不好，反正都在臺大，但對臺大就不一定好，資源是多多益善，現成的資源幹嘛要放棄把它取消掉？張清溪退席抗議後，場上的反對意見基本上就沒了，表決後多數同意三民主義研究所改名為國家發展研究所。這是當時的過程。　

為什麼三研所改名國家發展研究所的方案脫穎而出，因為它有很明確的研究方向，當然，這樣不以專門學科研究取向的研究所，內含科際整合的精神，也不會脫離掉原來三民主義研究所對於孫中山，或者說中國近現代史，臺灣發展的歷史淵源，還有發展性。臺灣是一個新興民主國家，重新去詮釋、重新思考臺灣的國家發展戰略，非常重要。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威權倒退回極權的黨國體制，怎麼借用三民主義的精神，讓在中國本土發展出來的三民主義，怎麼樣透過學術研究，將各國解決三大問題的經驗，嫁接回中國，這也是很重要的時代課題，這比亞太研究所好得多。亞太研究所就會變成區域研究取向，而區域研究就缺乏那個使命感了。你研究菲律賓可以啊，那問題是，你推進臺菲關係幹嘛呢？應該要有個研究所是有一個現實的關懷，然後也有嚴謹的學術訓練，它就是要培養國家的重要政策規劃、政治領導或建國思想的人才，要有這樣的高度。亞太研究所，就缺乏了這種精神。如果只談社會科學整合，那在名稱你又失去了一種價值，一種終極關懷，缺乏那個東西，那就和一般專業學術研究所沒什麼兩樣。如果對政治學有興趣，你就去念政治學的研究所就好了，對法律所有興趣就去念法律學研究所，不需要到國家發展研究所，到科際整合的研究所來念，這就變成資源重複和浪費了，來這邊就是要用科際整合方法，譬如從社會學重新來思考法律的問題或政治，它要培養，就是這樣一種跨科際思考跟研究的人才，而且它還有連結終極價值的現實關懷。「國家發展研究所」的名稱，最後就得到大家高度支持，所以反而反過來了。

臺大改名成功，成為國家發展研究所，我原來讀書的政大，後來呢，就跟著臺大，也改回國家發展研究所，其實這概念原來就是從政大出來的。你看後來文化大學也跟進，也「國家發展」放進去，文化有太多政大和臺大退休的老師轉任了，所以才有了你現在就讀的國家發展與中國大陸研究所。文大三民主義研究所，如果要維持原來它的整個教學方向跟研究的精神，標榜國家發展是最好的選擇。像臺師大改成政治學研究所，當初就出現非政治學專業的學者適不適合留任或新聘的困擾，像是經濟學專業的，到政治所任教適當嗎？那也很怪啊，那個就格格不入，所以國家發展研究所的改名最好。後來，我們國家機關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也就改名，叫國家發展委員會，都是基於這批大學三研所改名衝擊下的新思維，我覺得這個很好。

回到三民主義的知識架構

對於臺灣孫學未來與時俱進及創新方法，例如，有人主張發揮科際整合（Interdisciplinary）的優勢，或者是以臺灣為本位底三民主義等做法，您對此有何看法？或是對於孫學的與時俱進及創新方法有其他觀點嗎？ （相關報導： 孫中山逝世百年》抗戰勝利竟扼殺中國民主？學者：三民主義在台灣開啟「這個進程」，國民黨卻把元功當成原罪 ｜ 更多文章 ）

1997年我在念博士班的時候，曾經在《國父紀念館館刊》第14期發表過一篇論文，題目就叫做〈以臺灣為思考本位的三民主義論綱〉，有機會你可以拿出來看。我那篇論文，國立國父紀念館在審查的時候曾有過一番爭論，覺得我講的有道理，可是以臺灣為本位就怪怪的，三民主義不是中國來的嗎？怎麼以臺灣為本位。我的想法是，它是個國家發展戰略，以臺灣為本位也可以，菲律賓也可以，然後泰國也可以，不是只有中國啦。所以做一個三民主義研究者，或者三民主義價值的追隨者，所謂三民主義的信徒，信仰三民主義不一定要支持中國統一臺灣，對不對，談民族主義我也可以主張臺灣民族主義啊，為什麼一定要支持中國民族主義呢？我是一個印度人，我印度人研究三民主義，我當然是支持印度民族主義，不可能在中印的邊界衝突當中，支持中國嘛，那也不對。所以呢，我重申三民主義應當是一個知識架構，關於國家發展的思維框架，需要用科際整合方式來進行研究，它應小到連結到非常具體的政策，大到國際關係，它不是單純的學術理論的探討，而是有它入世的、現實的關懷。三民主義研究應當要有這樣的精神，而歷史研究是重要的背景基礎，但不能被歷史捆綁住。我們可以看到當代孫學的研究，特別是國父紀念館所辦的兩岸有關的學術研討會，請兩岸的學者來研究孫中山，把研究三民主義變成歷史研究了。不敢碰觸現實問題，所以就搞到歷史研究，以古諷今。故而孫中山到底是不是客家人這種問題，不是不能研究，但是孫學研究要遠遠超越這個家譜學的東西。為什麼？孫中山跟邵元沖講的：「我所治者乃革命之學問。一切學術凡有助於提高我革命的知識及能力的，我都用來作為研究的原料，以組成我的革命學。」他的學問是革命之學，建國用的，你去研究孫中山是不是客家人，跟孫學研究、三民主義研究的精神差太多了，對不對，三民主義的科際整合精神在這邊，有一個政治跟政策的導向。

以臺灣為本位底三民主義呢？這是臺灣的三民主義研究者應該有的立場。三民主義的研究，不能脫離掉臺灣豐富的經驗，這寶貴的臺灣經驗正好就是某種程度上面孫中山三民主義理想的實踐，這個實踐經驗經過理論化的整理之後，可以去豐富三民主義的內容，也是可以回饋給中國，可以破除中國人不適合民主此一普世價值的迷思，就是習近平的七個不要講（不能講普世價值、新聞自由、公民社會、公民權利、黨的歷史錯誤、權貴資產階級和司法獨立），共產黨對中國人民的洗腦，你就拿三民主義、孫中山研究和臺灣經驗去破解它，你要有意識的話，三民主義是很好的反認知作戰武器，用一種開放的態度、學術的方法去進行討論，都比統一戰線工作的洗腦這種教條式的宣傳，更能夠打動人心。三民主義的研究其實就要有以臺灣為本位的基本立場，要把臺灣在民族主義的問題，民權主義、民主Democracy的問題，民生主義、我們社會福利政策的成就，好好地去進行整理，然後進行未來國家藍圖的建構，大的國家發展戰略思考。以臺灣為本位，但不侷限於臺灣，因為臺灣是鑲嵌在印度太平洋區域當中非常重要的世界島，以臺灣為本位，我們放眼東亞大陸，然後呢，我們也放眼全球，思考臺灣在全球或者東亞區域當中的國家發展戰略地位，而且真的需要普世價值的信念，諸如人權、憲政的支撐，然後呢，從具有國際視野的印太區域視角來反饋以臺灣為本位底三民主義研究。我相信，臺灣從一個黨國的威權體制，在短短的幾十年間，現在變成全球前十大民主國家，亞洲自由度常常位居第一名，一不小心就被日本超過變成第二名，反正就在第一名或第二名上下，在聯合國的幸福國家指數排名當中，我們也是東亞第一。所以這個經驗太棒了，從殖民地，脫離殖民地後，又在冷戰時期面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強大威脅。這是個小島，資源有限，其他東亞接受美國援助的國家，就是臺灣現在發展得最好。三民主義的價值信念，在這邊被奉行不渝，在這邊實踐，哪怕不是高談闊論，但的確，這個價值是我們臺灣中華民國的立國精神，我們每個人都在這邊無時無刻不都在融入到三民主義建國的行列當中，覺得這個臺灣人的經驗太棒了，這個真的是需要去好好地再去整理。所以我們說三民主義研究與時俱進，就是不要再侷限在歷史研究，把它變成考古學，變成訓詁學，變成經學那就不對了，你去研究一個醫生的手術、他的診斷書，這沒什麼意義啊，孫中山是啟蒙家，他不是康德（Immanuel Kant），他也不是馬克思，他是社會啟蒙家，我們要抓住他的精神，用我們更好的一種訓練，去充實，去追隨他的精神，然後去創造一個開放的三民主義理想的國家，這樣做才對啊！所謂與時俱進來，我認為就要這樣。我們還要有面對中國未來變局的準備，要有那個更大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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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主張，要以漢族為中心同化各族建立中華民族，中國大陸民族問題這麼複雜，中國共產黨還是在搞大漢族主義，少數民族自治區的共產黨委員會書記都用漢人，根本架空民族區域自治。所以孫中山的中華民族主義，本身是有缺陷的，它是以漢族為本位，這個是不對的，既違反20世紀初的民族自決風潮，也和我們現行《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規定的多元文化基本國策相牴觸，我們就不能抱殘守缺，死守孫中山錯誤的中華民族主義，我們應該要以臺灣為本位底三民主義提煉出來的多元文化主義去重建中國的民族主義，然後使中國、臺灣都是真正的多元民族國家，而不是現在中國大陸的大漢族主義作為；其他，則要效法孫中山推翻滿清、建立合眾政府，思考如何終結共產黨的黨國極權國家，再造共和。也就是說，要有未來面對中國、改變中國的思考，畢竟它本來就是從中國出來的，我們要做這個孫學研究、三民主義研究，你還要回到源頭去解決中國的問題，臺灣和周邊國家才會長治久安，世界秩序才有機會重建，所以一定要與時俱進，一定要有對當下和未來性的思考。創新方法，就要運用各種學科，如政治學、法律學、社會學，甚至群眾心理學、民族學等等方面的研究方法與成果，透過科際整合，把它放到三民主義、孫學研究當中，這樣帶來學術論述，才貼近現實性，才不會讓大家覺得在打高空，不切實際，而是一個經世濟民、有用的革命之學。

所以我覺得孫學的概念要回到初衷。「孫學」這一概念，我本身不是很同意，但是我也知道，你講三民主義，大家就想到以前三民主義課本背後的那套意識型態國家機器。像最近過世的前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主任許歷農，他就是蔣經國時代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政策的執行者，1993年他因為反對國民黨主席李登輝決定三民主義廢教、廢考、廢名，結果憤而退出國民黨。他到中國大陸訪問，他講什麼，他講中華人民共和國自1978年鄧小平政治復出以來，就停止實施共產主義，改而實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而支持統一。他對六四事件視而不見，隻字不提。我都不知道他有沒有真的讀懂三民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三民主義嗎？兩岸在民族、民權、民生主義的立場南轅北轍，要怎麼統一？許歷農支持統一，除了中華民族主義的感情，實在看不出他在反共宣傳中有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識。這種人竟然擔任過我們中華民國國軍的總政治部主任，他三民主義的素養實在非常膚淺、淺薄，這就是我國三民主義意識形態教化中很大的問題，馬璧和許歷農都不相信他們嘴裡講的。無怪乎「三民主義」這個名詞被污名化，實在活該，才以「孫學」的概念過渡性地緩和時代的情緒。

可是最終呢，這是我的看法啦，給你作參考。我覺得最終呢，你還是要回到三民主義的這個架構去思考，你要知道，孫中山當年在搞那個中國革命同盟會的時候呢，沒有人把他講的三民主義認同是孫學啦，沒有啦！孫中山只是他們同盟會的總理老大而已，他不是意識形態上面的領航者，不是，章太炎等等革命黨人他們都有不同的意見，保皇黨的梁啟超更不以為然。這些不同意見，都可以放在三民主義的架構當中來討論，可是你不能把梁啟超、章太炎對當時中國問題的思考和論述放到孫學的概念下面。所以我就覺得，「三民主義」的這個概念呢，其實是比孫學包容性高。在當下這樣一個環境之下，要找一個替代性的、過渡性的概念，「孫學」我是可以勉強接受，但最終我認為，要從三民主義的架構正本清源，來談三民主義的學術化，或者是臺灣跟中國有關的國家發展戰略問題。

＊作者為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法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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