類似令人鼓舞的例子成群出現在南方世界。凡是政府投資於全民公共醫療保健和教育的國家，在平均壽命和其他人類福祉指標上，都出現一些世界最快速的改善。斯里蘭卡、盧安達、泰國、中國、古巴、孟加拉和印度的喀拉拉邦，個個獲致驚人的成果，儘管皆有相對低的人均GDP。
經驗證據一再顯示，沒有高水準的GDP仍可能達到高水準的人類發展。根據聯合國的數據，國家能夠以低至八千美元的人均所得（以購買力平價計算，縮寫為PPP）達到最高類別的平均壽命指數，以低至八千七百美元的人均所得達到非常高水準的教育指數。事實上，國家能夠以不到一萬美元的人均所得，在各種重要的社會指標上獲致成功，不只健康和教育，還有就業、營養、社會支持、民主和生活滿意度，同時維持在地球界限之內或接近之處。這些數目不尋常的地方在於，它們遠低於人均所得一萬七千六百美元PPP的世界平均值。換句話說，理論上，我們只要投資於公共財，並且更公平地分配所得和機會，就可以用低於我們目前擁有的GDP，替全世界每一個人達到所有的社會目標。
因此證據很清楚，GDP與人類福祉之間的關係在某一點之後斷裂。但這個關係還有其他令人感興趣的地方。一旦跨過某個門檻，實際上更多成長開始有負面影響。當我們觀察其他測量進步的方法，例如「真實發展指標」（Genuine Progress Indicator，縮寫為GPI），就可以看到這個效應。GPI從個人消費支出開始計算（這也是GDP的起始點），然後按所得差距以及經濟活動的社會和環境成本予以調整。由於計算成長的成本和利益兩者，這個測度提供我們一個更均衡的觀點去觀看經濟體的現狀。當我們繪製這個數據的長期趨勢圖，會看到全球GPI隨著GDP一起成長，直到一九七○年代中，但之後趨平，甚至下降，因為成長的社會和環境成本已大到足以抵銷消費相關的增幅。
生態學者赫曼．達利（Herman Daly）表示，過了某一點之後，成長開始變成「不經濟」，它開始產生的「弊病」（illth）多過於財富。我們可以看到弊病出現在幾個面向：在高所得國家，持續追求成長加重不平等和政治不穩定，並引起各種毛病，譬如因過勞和睡眠不足而緊張和憂鬱、因污染而不健康，以及糖尿病和心臟病等等。
我第一次得知這個指標時，大為震撼。它強而有力，因為它讓我們從稍微不同的角度去思考成長。從人類福祉的觀點來看，高水準GDP，做為美國、英國及其他高所得國家的特徵，原來遠超出它們的實際需求。
作者介紹｜傑森．希克爾（Jason Hickel）
經濟人類學家、傅爾布萊特學者和英國皇家藝術學會會士。他出生於史瓦帝尼（舊名史瓦濟蘭），曾在南非與移工共事多年，撰寫種族隔離後的剝削問題和政治抗爭。出版過三本著作，最新一本是《鴻溝：全球不平等及其解決方案》（The Divide: A Brief Guide to Global Inequality and its Solutions）。他經常為《衛報》、半島電視和《外交政策》撰稿，並擔任歐洲綠色新政顧問及《柳葉刀》補償與重分配正義委員會委員。目前定居倫敦。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三采文化《少即是多：棄成長如何拯救世界》（原標題：GDP越高，我們越幸福？關鍵其實不在這裡）
責任編輯／邱劭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