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爾開希闖關香港失敗，他透露香港入境處一名官員說「我們個人立場非常支持你，但有職責在身」。他否認當年六四逃亡是從蘭州坐空軍飛機逃到珠海。
中國最著名的通緝犯之一吾爾開希，決定投案自首。他用了大約十天時間來籌備，計劃周詳，提前三天（不能太早也不能太晚）在網上購買了在香港中轉的機票，早早寫好千餘字的聲明，登機前拍照並連同聲明一同發布。
這個天安門六四事件中在通緝令上排名第二的學生領袖，已經流亡了近二十五年。與許多民運人士不同，他從未經歷過真正意義的囚犯生活，當年，他幸運地躲過子彈、警犬與關卡，抵達國境之外。最近十五年，他在台灣生活。在十一月二十五日，一個與六四事件毫無聯繫也找不到特殊意義的時間節點，他開始了新的行動。目標是，監獄。
事實上，從二零零九年起，他已經開始向中國政府投案。澳門、東京、華盛頓，在三座不同的城市，他做過同樣的嘗試。過程略有不同，但結果是一致的，他被澳門政府扣押一日之後遣返台灣，駐日本和美國的大使館則不得其門而入。
六四事件仍然是當今中國的政治禁忌，避而不談是官方當下最好的選擇。吾爾開希成了一枚滾燙的山芋，沒有人願意接手。「不可能成功的」。在這次行動之前，他的陪同律師何俊仁即告訴他。但他還是決定了第四次投案，「我希望以後不再是有什?時間節點，而是該做時候就去做」。
他的計劃是，混進入境方向的人流，在入境閘口宣布自己的通緝犯身份，要求香港政府協助引渡。他的預案中沒有料到的是，飛機一落地，入境處的官員已經等在了機艙口。
並不意外，與前三次結果一樣，投案以失敗告終。五個小時後，他被香港入境處遞解出境。用吾爾開希的話來說，整個過程甚至可以用「愉快」來形容。訊問的辦公室溫度太低，官員調高了空調溫度，中午還給他送來盒飯。等待期間，媒體的電話湧入，入境處官員們眼睜睜地看著他用手機接受採訪，「他們意識到好像不對，但似乎並沒有法律允許他們掐斷我和外界的聯繫」。離開時，一位官員陪他走到返回台灣的飛機艙口，告訴他：「我們個人的立場非常支持你，但我們有職責在身。」
「香港入境處不幸變成了我的對手。」三天後，身在台北的吾爾開希在電話中對亞洲週刊回憶，在入境處時他並未試圖拍照、錄音，以挑戰對方權威，「我沒有把他們列入我的敵對方，我抗議的是達成遞解出境決定的決策層」。
在那架駛回台灣的飛機上，沒有憤怒，沒有憂傷，吾爾開希只感到深深的疲倦。有人認出了他，深沉地點頭致意。隨後，他的回程之旅陷入到一場平靜的睡眠之中。「這些年，我們學會了讓強烈的情感在心裏面，不會影響我們的情緒。面對對手，情緒是否平靜，是能不能佔上風、掌握狀況的一個關鍵點。」他說。
他把投案的進展更新到了網絡上，從二零零八年開始，他開始使用各種社交媒體。現在，他的推特有五萬粉絲，每篇博客瀏覽量超過十萬，Facebook並不開放，但仍有上千名好友。（他也有新浪微博，實名的最長只存活了二十個小時，現在他用了「馬甲」，只看不發。）
香港媒體不乏批評聲音，有人指責他在作秀。他並不會迴避，「用媒體發出我們的聲音，並讓聲音形成壓力，本來就是民運的做法」。但吾爾開希也表明了他的決心，他一字一句地說，「我是真的想回去坐牢」。
吾爾開希把決心投案的原因歸結為對父母的思念。過去的近二十五年之間，他從未見到他的父母。在此次投案發出的那封公開信中，他寫道，「我期待在他們的有生之年能跟他們見面團聚，哪怕這種見面必須隔著監獄的玻璃牆」。
在所有六四事件被通緝的學生領袖裏，他是唯一的特例。在流亡的日子裏，其他人的父母逐漸得以出境與子女相見，他的好朋友、通緝令上排名第一的學運領袖王丹的父母前年還來到了台灣。但吾爾開希的父母從未獲批得到護照。他的家庭是維吾爾族，他父親又是局級官員，雖然從未得到過官方答案，但他猜想是這些因素，讓他的父母成為了被祖國圈住的人。
他沒有放棄過溝通，這種溝通，也包括與公安、國保系統的見面。無數次的希望和失望之後，他稱自己最終「感受到的是屈辱和絕望」。在二零零九年那個投案的決定首次冒出來之前，父親已有過兩次病危，母親罹患中風。
在這次行動的三天前，他還和父母通了話，但並未提及投案一事，「不想讓他們擔心」。這些年他們主要通過Skype聯繫，每週通話。
曾有消息稱，吾爾開希的父親是蘭州空軍，他逃亡之時坐空軍飛機由蘭州到珠海。他向亞洲週刊否認，「中國怎?可能給少數民族軍官調度飛機的權力？我父親不是軍人。他以前在中央民族出版社做編輯，在新疆維吾爾語出版界，地位崇高。」
一九八九年，吾爾開希的父親在中央黨校讀書，已經是副局級幹部。「已經內定回去要連升兩級了，如果我沒在天安門搗蛋，他應該是黨和國家領導人吧。」說到這句話時，他那種年少輕狂似乎又回來了。一九八九年的吾爾開希，刻意穿著病號服，在人民大會堂上打斷了時任總理李鵬的講話。他二十一歲，面容瘦削，但毫無懼色。
吾爾開希的父親是超過四十年黨齡的共產黨員，翻譯過馬克思、列寧、毛澤東等共產主義者的著作。在學運期間，他更多的是表達他的擔心。在一個只有父子兩人的場合，他抱著兒子老淚縱橫：「你不知道這社會的複雜與恐怖。」
在六四事件之後的一兩天，他曾收到父母通過朋友帶來的口信：「只要你活著，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我們都活著等著與你見面。」
在流亡的最初，父母與他的通話中，總是欲言又止，還告誡他「不要反政府」。但在一九九二年的某次通話裏，在一番沉默後，父親突然對他說，「祝你們爭取一個沒有恐懼的社會的努力早日成功」。
「你不覺得那句鼓勵很了不起嗎？」吾爾開希相信在那時的環境下，電話是被有關部門監聽。
二零零零年時，應台灣音樂人陳昇請求，他寫了首詩，後來陳昇譜了曲。詩的名字叫《爸爸》。「爸爸你昨夜來到我的夢中，夢中我看著你無語，後來我又把被子踢掉的時候，你笑著搖了搖頭。怎?別人說我們一模一樣，而我卻覺得你我天壤之別……」這首詩似乎有他自己的影子，一個體制內官員家庭，卻誕生了一個長著逆鱗的兒子。
二十多年之後，他還會想起當年家的樣子。「我爸媽非常愛我，我也非常愛他們，他們教會我許多東西，堅強、勇敢、不屈服……」他的語速慢下來，「擁有母愛的孩子，是征服者」。
吾爾開希在北京長大。某些時候，他甚至會對流亡產生一種幸運感，「能夠在海外，跟那?多劃時代的思想家對話、學習，這些機會在國內想都不敢想」。他的際遇算是成功，他的主業是做生意，而副業是政治評論，文章刊發多家報紙，他還娶到了一個家境富有的台灣太太。儘管衣食無憂，流亡仍然是一種精神酷刑，每年六月生出的那種惆悵感，只是痛苦的一小部分。
《唐山大地震》在台灣上映時，他帶著太太去看。電影裏的懷舊細節，讓他感觸頗深。「我當時也有這?一件海魂衫」、「我也用過那種書包」、「我也吃過那種冰棍兒」，他不斷和太太解釋。當看到電影裏母女的重逢時，他哭了，想到了自己。
即使在心情最為愉快的那一天，比如兒子的出生，他承認，流亡者的感覺也從來不會真的消失。
二零零九年的最初幾個月，吾爾開希的情緒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低谷：「六四二十週年，對應於我們流亡在外的人來講，是一個心理上很難逾越的時間點。我們原來想著也許流亡五年就要回去，一晃眼已經二十年，難道我們這一輩子就永遠回不去了嗎？」
另一方面，隨著一些學生領袖離開了民運陣營，也讓他感到索然。「也許放棄倖存者的負罪感和使命感，我會舒服得多。」這讓他非常痛苦。他害怕被人遺忘，但他強調害怕不是因為自己被遺忘，而是那段歷史，「遺忘是人類重複歷史悲劇的主要原因」。
「既然大家管我叫學生領袖，我也接受了這個名詞，享受了它給我帶來的各種榮光，我就要對它有種責任感。」他說。但某種意義上，這個身份也在無形對他進行綁架，「大家會期待我發出批判中共的聲音，這方面我也盡量在做，可能做得還不夠多」。
天安門學運領袖，成了他一輩子背著的符號。台北的日常生活中，會有人把他認出來，「正在吃飯，你要把一碗麵放下回答別人的問題」。當他回過頭來，發現桌上的麵已經涼了。但他又覺得有所收穫，「就像被人拍了拍肩膀，人心的溫暖，比一碗麵的溫度，重要多了」。
他也面臨著指責與攻擊，不僅來自於外部的「五毛」（他堅信博客上的許多留言是有組織的行為），也來自於民運陣營之內。一度他的體重也成了譏笑的對象。外甥女看到博客上的那些謾?，難過地對他說：「舅舅，怎?有人這?惡毒啊？」他回答說：「這說明了一件事，我是好人這邊的，我是天安門學生啊。」
也許只有談到家人時，更容易讓人產生與他相同的感受，但他並不願意展示更多細節。「王丹可能更願意表現他感情豐富的部分，我更願意保留在自己的個人生活裏。」
六四流亡者中，每個人都彷彿是一座孤島，性格、命運也各不相同。王丹成了台灣的大學教授，韓東方在香港經營勞工NGO，柴玲在美國進入商界，在二零一一年以公開信的形式，表達了對當年的中國領導人和士兵的原諒。而以財富衡量，最成功的可能是李祿，他成為了「股神」巴菲特的副手，甚至還曾以陪同巴菲特的機會，回到過中國。
把日曆翻回到一九八九年七月四日，吾爾開希、李祿等八個逃亡者，匯集到法國一處農舍，在草地上聚會討論未來。六四事件過去了剛好一個月。嚴家其在後來的一篇回憶文章中寫道，當時有個人說，「為了中國的民主，大家都應該成為『職業革命家』」。
沒有人成為真正意義的職業革命家。問及吾爾開希，他已經不記得那場聚會的細節了。但可以確定的是，那時的他並不知道，一場曠日持久的流亡之旅，剛剛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