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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社會中也有千千萬萬個約翰，甚至處境更糟的人們，他們被命運發了一手爛牌，無力改變現狀，只能被現實鞭策著往前走，而這正是滋生多數社會問題，包括犯罪、自殺等悲劇的溫床。

我自認解題速度絕不輸瑞典學生，然而坐在口試現場，我這顆在臺灣訓練有素的頭腦卻失靈了。將書本上的數學知識透過語言使其產生意義的過程，我從其他學生回答的神情中，看得出來他們已習以為常，對我而言卻是一個十分陌生的領域。

有個朋友在公賣局當店長，他和店員們都受過扎實的品酒訓練。喜愛品酒的他最期待每次公賣局引進新酒，因為他們「必須」一一品嚐分析，學習這些酒的特性。當客人和店員形容他們想找什麼樣的酒，或是在煩惱搭配晚餐菜色的宴客酒時，店員們才能給他們專業的諮詢。不過這些公賣局店員不能在非必要的情況下推銷某個廠牌的酒，也不可以勸客人買更多的商品，店內更處處張貼了提醒客人適量飲酒的訊息。

在瑞典，沒上過大學的鑄鐵工人可以當上國家首相；無論老師、清潔隊員、醫生、空服員……勞動者該罷工的時候，絕不退縮；房價嚴格管制，蛋黃區或市郊的房租統統一樣。

「要求他們遵循其中一個性別的角色特質時，你也把孩子的半個世界遮蔽起來了。」

瑞典的選舉活動很「安靜」，但是從政者和選民的交流更精確深入。

瑞典的福利制度讓人嚮往，然而在稱羨成果之餘，理解脈絡也很重要。

瑞典秋意漸濃，我居住的社區決定抓住夏季尾巴，辦一場鄰里足球大賽，左鄰右舍報隊分組，大人小孩共襄盛舉（但只有小孩可以射門得分）。我的先生卡樂被推選為本隊隊長，負責調度選手和協助組織賽事，他怕當天人手不夠，還叫上兒子的兩個表哥前來助陣。在比賽幾天前，卡樂打電話給婆婆，問她要不要來觀賽。

少年阿豐的爸爸打掃、做飯、照顧阿豐起居，而阿豐的媽媽從來沒有登場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