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一個失業、失婚還得了憂鬱症的肥宅,能在瑞典重獲新生?

2016-08-16 1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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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社會中也有千千萬萬個約翰,甚至處境更糟的人們,他們被命運發了一手爛牌,無力改變現狀,只能被現實鞭策著往前走,而這正是滋生多數社會問題,包括犯罪、自殺等悲劇的溫床。

先生說他記憶中有印象的第一場瑞典大選,是一九八五年、他剛滿七歲的那年。當時他看到電視上有兩個最大的陣營:一個偏紅色,叫做社會民主黨;一個偏藍色,叫做溫和黨。他問爸爸這兩個陣營有什麼不一樣?爸爸說:「紅色的那一邊,他們希望所有人都過不錯的生活。不管有沒有努力、有沒有資質,都不會有人窮到不能生活;藍色的那一邊,他們希望好生活是一種獎勵,必須要努力爭取才能得到,這樣大家就會越來越努力。我不贊成藍色的那一邊,我覺得這樣只會讓那些有好生活的人過得越來越好,讓生活不好的人過得越來越差。」於是他又問爸爸:「所以你支持社會民主黨囉?」爸爸指著另一個更深紅色的小黨說:「我支持的是這個:左派黨。他們的方向和社民黨一樣,但是覺得社民黨做得還不夠好、不夠多。」

記得另一個瑞典朋友也曾說,他還沒上小學的時候,有天問媽媽什麼是社會主義。媽媽不假思索的回答他:「社會主義就是我們努力得來的成果,都被那些懶惰的人拿去享受。」

從遠處觀望一個國家和社會時,我們為求便利常常會試圖簡化、一體化該國家或社會裡所有的人。然而若我們把鏡頭不斷拉近,就會看到截然不同的個人,在民主越發達的社會,越是如此。

(圖/ClearFrost@flickr)
多數瑞典人相信,付出的社會福利,會帶來物超所值的效果(圖/ClearFrost@flickr)

天下有白吃的午餐嗎?

在北歐社會,儘管多數輿論傾向支持健全的社會福利,但每一個人對於要保留多少自由市場的競爭基調,以及又該允許多少政府的力量介入、提供社會福利抗衡自由市場的不公平,都抱持著極為不同的理解和信仰。人們在評論一個議題或報章雜誌在分析報導時,通常也會在一開始就提出一個清楚的定位,讓參與討論的人能大致掌握這些論點的出發點。

本書行文至此,我想讀者都已經看出我的立場是傾向分享和平等的。而秉持這種立場的人最常面對的質疑,大概就是「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這句話了吧。在回應這個質疑之前,我想先分享一個朋友的故事:

先生有兩個從小一起長大的死黨,一個叫約翰,一個叫培爾,他們從幼稚園到現在都是最好的朋友。先生和培爾都來自中產家庭,約翰則來自藍領家庭,他們的人生在小學之後開始出現分歧。約翰的媽媽在他和弟弟小學的時候過世了,約翰的爸爸則有酗酒和情緒不穩的問題,但還是盡力把孩子帶大,直到約翰和弟弟差不多成年的時候,他卻突然辭世。一直到中學階段,約翰和兩個死黨在校表現都不相上下。進入高中以後,無意升學的約翰學習意願不高,每一科都只求維持在及格邊緣,除了歷史科。因為這三個男孩從小就沉迷於戰爭史,對一次、二次大戰的所有歐洲戰場和細節都瞭若指掌,直到現在他們每年還是會開著車到歐洲各戰場參訪旅遊。

無意升學在瑞典並不是件壞事,即使對升學沒興趣,還有很多其他的職涯選擇。約翰高中畢業後就在木材加工廠工作,二十歲出頭時結了婚,和妻子在鄉村買了一棟小房子過日子。沒過幾年,約翰開始經常向工廠請病假,婚姻也出了問題。他後來被診斷出罹患憂鬱症,於是向工廠請了長期病假,並和妻子離婚,搬到鎮上的一間小公寓和弟弟同住。

我認識約翰這個人的時候,他已經請了長達兩年的長期病假,靠著剛好足夠生活的病假津貼維持生活,每天都坐在電腦前玩電腦遊戲。那時我先生和培爾都剛剛碩士畢業開始工作。他們三人的感情還是很好,常常互相探訪。我只去過約翰的公寓一次,被他髒亂失序的生活嚇得拒絕再踏進那間公寓一步。約翰的健康狀況也每況愈下,弱視惡化到近乎全瞎,瑞典的醫療保險以接近免費的價格提供他昂貴的矯正鏡片。從小就是田徑健將的他,後來竟胖到讓我先生和培爾都快認不出來,每天拖著一百六十多公斤的身軀,只要走幾步路就喘得像頭牛,我完全不相信約翰曾經是全年級跑得最快的男孩。

(圖/chas B@flickr)
為什麼沒有法定最低薪資的國家,國民平均薪水這麼高?(圖/chas B@flickr)

我很不喜歡約翰,也不喜歡當時還是男友的先生和這樣的朋友來往,覺得這是「壞影響」。我也不喜歡瑞典的長期病假制度,讓一個完全可以繼續工作的人待在家混吃等死。不去工作也就罷了,竟然還能用納稅人的錢進行心理諮商和視力矯正,這不是米蟲是什麼?

當我這麼跟先生說的時候,他總是說:「對啊,我也這麼覺得,約翰更是比誰都這麼覺得,所以這兩年來他試圖振作了好幾次,但是都失敗了。約翰他經歷了一個比較艱難的童年,但是他很少跟我們談起這些,在我們面前常常拿他的憂鬱症開玩笑,想表現出豁達的樣子,但是我們都知道憂鬱來襲的時候他的情況有多糟糕。何況他在請病假之前,也工作繳稅了五、六年,我相信他只是需要休息,等他準備好了,情況會越來越好。」

後來如我先生說的,約翰就像許多陷入長期病假的瑞典人一樣,漸漸回到了生活的常軌。我現在回想,其實這個改變的階段很早就開始了,但他總是進兩步退三步,讓人感受不到改善的成效。他一開始申請了大專資工課程,讀得不順利,一年後換到了社工系。大約在同時,他因為在網路上購買囤積非法的抗憂鬱藥物而被警局搜查,並且上法庭受審。瑞典的罰款是按收入累進計算的,沒有收入也幾乎身無分文的他,付了一些象徵性的罰款,得到一年後不再犯即可清除的一條前科,就返家了。記得那段時間每次聽到他的近況,都讓我不禁苦笑著搖搖頭。

後來有一天,他傳簡訊給死黨們,說他排到了縮短腸道的減肥手術,這種手術原本價格高昂,但瑞典政府以低價提供給重度病態性肥胖者。約翰在手術後一反以往,十分注重飲食運動,體重漸漸減輕,也開始恢復了活力。

瑞典人在結婚前常會安排一整天的單身派對活動,在先生的單身派對那天,他的朋友們合租了一個田徑場,安排一場田徑錦標賽。這個比賽的宗旨是先把我先生灌得爛醉,好看他出糗,不過其他參賽的朋友們也都躍躍欲試,想利用這個難得的機會施展身手。

約翰那時已經恢復了堪稱正常的體態,但沒有以往那麼矯健,接連幾個項目的成績都墊底。然而在他從小最拿手的跳高項目,竟以黑馬之姿拿下了第二名的成績。先生說當約翰漂亮的躍過橫杆、落在軟墊上的時候,他彷彿看到約翰十七歲時在學校運動場上的英姿,並和培爾兩人不約而同的跑上前和約翰擁抱歡呼。大概只有這幾個一起長大的男孩,能體會約翰當時的心境吧。

後來約翰的故事只能用急轉直上來形容。他在老家鎮上認識了一個也曾罹患憂鬱症的女醫生,兩人陷入熱戀,而在他們結婚之前,他也完成了社工系的學業。現在他在社會局工作,和妻子住在一間可以看到海的美麗公寓。已經遊歷過所有歐洲戰場的三個死黨,現在正計畫明年要一起去美國探訪南北戰爭的景點。

前幾天小侄子滿周歲,婆婆苦思良久要送什麼禮物給什麼都不缺的孫子,後來她把一支家傳的小銀湯匙擦得晶亮,送給了愛孫。婆婆說,她想讓孫子記得,每一個在瑞典出生的孩子,都是含著銀湯匙出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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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個在瑞典出生的孩子,都有著社會的關懷。(圖/mariaeklind@flickr)

約翰這一路走來經歷了一個又一個的阻礙,也犯下許多錯誤,父母早逝、選錯職業科系、憂鬱,甚至犯罪,如果他身處其他國家的社會,或許絆到其中一、兩個石頭,就足以讓他無法再調整步伐、實現自我。然而瑞典社會不但幫他把這些絆腳石一個個移開,並耐心等他做足準備,重新再起。約翰和其他國家的人比起來,在某種意義上,不也是個含著銀湯匙出生的孩子嗎?而瑞典讓約翰吃了那麼多白吃的午餐,最後獲益的到底是誰呢?

我們都知道要讓驢子跑,有紅蘿蔔和鞭子兩種手段。對於那些不想跑、跑得慢的驢子,為什麼要給他們蘿蔔?應該用鞭子去鞭策他們才對吧?然而在社會上有千千萬萬個約翰,甚至處境更糟的人們,被命運發了一手爛牌,最後落入了無力改變現狀,只能被現實鞭策著往前走的窘境,而這個窘境,正是滋生多數社會問題,包括犯罪、自殺等悲劇的溫床;他們的下一代、下下一代,也有很高的機率陷入同樣的命運。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是許多人視為社會公義的真理,然而試圖用鞭子去激勵飢餓的人們,反而會為社會埋下不斷重複的悲劇和危機。更別說有太多追求這種「社會公義」的人們,仰賴著優渥的環境和裙帶關係白吃了一堆好料,一邊喊著「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時,自己的嘴都還沒抹乾淨呢!

瑞典有沒有吃福利政策豆腐的人呢?當然有!在報章雜誌上,在日常生活中,我們都能看到令人髮指的案例。有記者揭發一個申請了好幾年殘疾津貼的人,那人在臉書上貼了環遊世界的照片;有父母濫用育兒假,小孩稍有不適就藉口不來上班……但這些案例目前仍屬少數,而人們在生活周遭親眼目睹、深刻感受到的,往往是像約翰這樣的例子。曾經我用冷眼旁觀的角度,認為他是個國家的米蟲、扶不起的阿斗,但如果我們更貼近了解這樣一個人的故事,就不難理解為什麼許多瑞典人仍相信,付出社會成本將會帶來物超所值的結果。

被鞭子奴役vs分享紅蘿蔔,你選哪一個?

北歐社會民主主義極端重視工作價值,人們在成年或學業結束以後就要獨立謀生,是被視為天經地義的事。長期不事生產、仰賴社會福利,甚至靠父母度日,都必須受社會和周遭眼光的持續審視。

在前一個章節中我也提到,瑞典的工時和其他國家比較起來非常低,因此人們常常想像瑞典是個安逸、步調很慢的社會。然而我目前看到的情況卻恰好相反,許多瑞典人兼顧工作、興趣和家庭,簡直一刻都閒不下來。我過幾天就要去參加一個朋友的博士畢業典禮,她這個生物博士學位讀了六年,但她同時也跟朋友合夥開了一間健身房,並且基於興趣在一家博物館當導覽,我真的無法想像她是怎麼辦到的。

在這種高度重視勞動的基調下,許多瑞典人也相信那些不想走、走得慢的驢子,其實大多是人生中的傷兵殘將,他們只需喘口氣調整好腳步,就能再度跟上大家的步伐。每個人把賺來的紅蘿蔔分享給他們,從長遠的眼光來看,不只能避免和根除社會問題,也能確保不再有人落入被鞭子奴役的處境。

當我知道在瑞典沒有法定最低薪資的時候,感到很訝異。為什麼在這個沒有法律規定最低薪資的國家,基本薪資能維持得這麼高呢?後來我才知道原來提供每個人都足以存活的社會保險,能平衡勞動市場上供需,也是維持基本薪資的一種手段。

前陣子一家清潔公司的老闆向某右傾媒體爆料,他說自己面試了十幾個失業的瑞典青年,結果沒有一個人願意接受這份工作,他提供工作機會給失業的人,卻沒人領情,讓他氣憤不已。這個報導引起了非常大的迴響;後來另一個左傾媒體深入了解,發現這家公司提供的薪水極低、工作條件也非常差。於是該媒體評論:如果這位老闆提供的服務無法在市場上構成足夠的需求,吸引人們以合理的價格購買,導致他無法提高成本,提供職員最起碼的工作條件,那麼這只代表了一件事—也許這個服務,還有這間公司,並沒有存在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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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人相信,不想走、走得慢的驢子,大多是人生中的傷兵殘將。(圖/kartlasarn@flickr)

有份工作總比失業好,這聽起來是個不爭的事實,然而瑞典卻轉過身去質疑和審視產業和市場,對「失業」這件事做出了完全不一樣的詮釋。我從小看著自己的母親為了養家糊口,只能咬緊牙關接受極差的工作條件,甚至必須身兼數職,雖然有許多無奈和感嘆,卻也從未質疑過從小身處的環境。可以想見瑞典的這種思考模式,給我帶來了多大的震撼。

很多外國朋友到臺灣旅遊,都讚嘆臺灣的服務便宜又周到;也有很多臺灣人到歐洲旅遊時十分不滿歐洲店面營業時間太短、服務太貴。其實臺灣民眾追求的便宜和方便,也正是臺灣老闆在我們身上追求的便宜和方便,如果持續合理化這樣的風氣,眼前省下的錢和享受的方便,換個時空場合,都是要加倍奉還的。

薪資保障、疾病和失業補助,這些在許多的人眼裡看來都是「白吃的午餐」,是不勞而獲,是懶惰、草莓的象徵。於是我們用鞭子去鞭策,鞭策到人們抱著身心疾病工作,乃至健康崩壞拖累家人,甚至釀成社會悲劇。鞭策到整體薪資停止提升,工作條件越來越差。如果讓少數需要的人享用一段期間的保障津貼,可以改善上述的情形,白吃的午餐,真的有那麼糟嗎?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圓神出版《幸福是我們的義務:瑞典人的日常思考教我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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