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爾專欄：大鬍子柯波拉有點像切．格瓦拉

柯波拉志在革命，他的電影夢不只是想一舉成名，而是想徹底改變遊戲規則，他夢想著未來具備能量、意在創新的「作者」將會主導電影界。他是如何去實現這個夢想？

「拍電影靠的沒有其他，就是錢。」說這句話的不是史蒂芬．史匹柏（Steven Spielberg），不是張藝謀，也不

是姜文，是法蘭西斯．柯波拉（Francis Coppola）。這位二十世紀最有成就的電影導演，在《教父》拍攝過程中，大部分精力都用在跟製片搏鬥。那些資方人馬自認為更懂得電影和觀眾，而且拍電影的錢掌握在他們手上。

從籌拍階段開始，每項選擇都得跟製片周旋一番，他們抱怨馬龍．白蘭度（Marlon Brando）太貴，艾爾．帕西諾（Al Pacino）太矮，攝影打光太暗，敘述步調太慢。柯波拉並非完全視這類掣肘為負面；他瞭解任何編劇、導演都有侷限，而電影這樣的綜合藝術，用得上各種即使微小到外行人很難察覺的貢獻。在層層困難中，柯波拉以很少的錢做到了幾近完美的效果。控制在六百萬美元的預算，後來全美票房達到一億三千四百萬美元。《教父》（The Godfather）成為一九七二年最轟動、賣座成績有史以來最高的電影。

這個空前成功。原先寫好劇本的《對話》（The Conversation）和《現代啟示錄》（Apocalypse Now）總算可以開拍。再加上《教父續集》（The Godfather Part II），幾年內累積了足夠資本，不僅可以提攜後進，也開始考慮把跟喬治．盧卡斯（George Lucas）合資的製片公司「美國西洋鏡」（American Zoetrope）變成一座真正的片廠。

柯波拉志在革命，他的電影夢不只是想一舉成名，而是想徹底改變遊戲規則。才剛出道，他就預言那一代大學電影科系出身的編劇、導演會革新這整個行業，他夢想著未來具備能量、意在創新的「作者」將會主導電影界。這樣的夢想建立在一個天真的概念之上：導演如果拍出一系列賣座的電影，就能夠更直接地取得資金，創作者從此可以擺脫好萊塢的官僚掣肘。

《現代啟示錄》拍攝與發行的過程，他把所有身家全都投入，歷經財務上的驚險，最後反敗為勝。「我們拍片的方式就像美國打越戰，人員、資金與設備都太多了，於是一點一點陷入瘋狂。」柯波拉如是說，他知道自己的問題，但拍電影確實也需要這一點瘋狂。

八○年柯波拉花了六七○萬美元在好萊塢收購一處舊片廠，打算再投五百萬美元整修成全新概念的下一代片廠。除了在加州買一家葡萄酒莊之外，他把幾年來的酬勞分紅都投進去，現金周轉捉襟見肘。對業界既成勢力的挑戰態度，樹立太多敵人。再加上連續的成功，把他自己驕寵成明星，心態與觀眾漸行漸遠。這座片廠所拍攝的第一部電影《舊愛新歡》（One from the Heart），演變成八〇年代第二有名的發行失敗案例，第一名是《天國之門》（Heaven's Gate）。 （相關報導： 劉昌坪專欄：除了打擊黃牛，政府還可以為文化產業做的更多 ｜ 更多文章 ）

大導演一敗塗地，被迫將滿載理想規畫的片廠出售還債，那樣還不夠，之後十幾年，柯波拉接拍十部電影所賺的錢大多用來還這些債。

這十部電影，一般看法都認為比不上七〇年代那幾部。但三十幾年來，我發現自己不斷回頭去看《棉花俱樂部》（The Cotton Club），起碼超過十五遍，頻率甚至比《教父》更高。這部多災多難的電影，拍攝過程經歷五、六方增資、撤資的陰謀算計，兩宗所有權糾紛和一件佣金爭議官司，以及一樁殺人刑案，最終電影拍出來花掉四千七百萬美元，幾乎八倍於《教父》，偏偏發行徹底失敗，全美收益不到兩千六百萬美元。

《棉花俱樂部》比《舊愛新歡》更像西洋鏡片廠拍出來的理想電影，攝影、燈光無所不能，音樂、舞蹈水準超群，演員也個個稱職，華麗演繹底層男女在炎涼社會裡，賣命謀生之餘甚且希冀真愛的矛盾掙扎。可惜電影隱約透著一種未完成的感覺；黑人兄弟的戲流於對照功能；結尾的大雜燴超現實歌舞，雖然把懸疑略做交代，但觀眾內心累積的情感，在被滿足的同時也被嘲諷了。

不禁懷疑這是編劇或導演的本意嗎？這個謎團前一陣子有後續發展。

去年九月，柯波拉自費五十萬美元，把《棉花俱樂部》數位修復重新剪輯出比一九八四年上映時多二十五分鐘新片段，然而刪去十三分鐘舊片段的版本，命名為《棉花俱樂部安可曲》（The Cotton Club Encore），在特柳賴德電影節（Telluride Film Festival）上放映。

電影是時效短暫的事業，檔期一過，要再賺到錢比登天還難。從個人口袋掏出來的五十萬美元可是真金白銀，一擲千金，說明他看待自己電影的價值超越帳面盈虧。也許資本主義社會裡的群眾看不太出來，但大鬍子柯波拉其實有點像切．格瓦拉（Che Guevara）。 （相關報導： 劉昌坪專欄：除了打擊黃牛，政府還可以為文化產業做的更多 ｜ 更多文章 ）

＊本文原刋《新新聞》1629期，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