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你大個幾歲就可以倚老賣老？他用18歲投票權，道出台灣社會最病態的年齡歧視

作家平路的作品，總讓人勇敢地面對社會裡那些眾人習以為常，卻隱而不顯的權力關係。談及「十八歲公民權」，平路說：「我們的文化看似敬老尊賢，其實充滿年齡歧視。」

作家平路一輩子都在對抗台灣文化中的「父權結構」，舉凡她的評論、報導，甚至是她的小說，都書寫出在社會裡隱而不顯，卻又無所不在的權力關係，但當她聽到《今周刊》民調的結果，終究也忍不住輕呼了一聲：「天啊！」

畢竟，在這份民調中，不支持政府賦予年滿十八歲年輕人公民權的聲音，明明白白地以四七％壓過支持者的三七．六％。人們對年輕人的不信任，有時候就像膝關節反射，已經成了直覺式的反應。

即使台灣的投票年齡限制老早就跟不上世界潮流，年輕人還必須忍受不對等的權利義務。對於降低投票年齡的問題，多數反對者依舊想都不必想，就能投下反對票，「十八歲的青年思想未臻成熟」這種觀念，像是天經地義的事。

平路曾直截了當地說，「我們的文化看似敬老尊賢，其實充滿年齡歧視。」她很清楚，「十八歲公民權」絕對不單單是件「政治」上的事，更是件「文化」上的事。

在體制上，「投票年齡」或許還有翻轉的機會，但那些文化裡「論資排輩」的倫理結構，卻堅決地幾乎不可撼動，盤根錯節虯在集體意識的深土之中。「我們以為自己很多元，每個人都說台灣的問題就是太自由了，但其實可能並非如此。」

「這樣的倫理結構在我們心裡發聲，即使沒有直接聽見，我們還是活在其中。」平路談到「文化」，態度總是謹慎，每次論述前，都會沉吟再三，她很小心地又談了下去。

「在我們的社會，『倫理結構』是界定關係非常、非常重要的依據……，年輕人和年長者之間，在社會中會很輕易地產生某種『權力關係』，年長者就是父權社會的根基吧！」每個人都因為年齡，有了一個社會上的倫理位置，她說：「我們不自知地活在集體潛意識裡。」

「在社會上，常常可見到年長者因為年紀，變成『伯伯』，不然就變成『爺爺』，彷彿擁有這個身分就安定了……。作為伯伯，他是父輩階層，年高就自動德劭，有了上對下的位置。」平路輕嘆口氣，「原本討論事情，就應該要說道理，但位置的高低，卻變成說理的基礎。」

平路很認同法國哲學家傅柯（Michel Foucault）的想法，這種權力規範，就像毛細管，在社會各處無所不在。

「教育體系、司法體系、公務員體系，上對下的位置都是必須『堅守』的。」現在是司改會成員的她舉例，「司法體系為何讓人詬病？因為法律，人要嘛是同門、要嘛是同輩、要嘛有師承，所以即使經過一審、二審，都不會去推翻前面（那些同門、同輩、師承關係）的認定。」如此一來，人治和自由心證就取代了法治。 （相關報導： 高中生導演打臉台灣荒謬法律：18歲已須當兵、負刑責，卻不能投票，不是很奇怪嗎？ ｜ 更多文章 ）

這種「位階」在婚禮或日常生活中，更加顯而易見，平路舉例：「只要參加任何一個婚禮，你就會立刻看到，原本只是夫妻兩個人的決定，卻連結到多少父母的親友，而這樣的場合，傳遞著怎樣的訊息？一切都是非常清楚的。」個人的選擇，受制於社會的倫理架構，甚至為倫理架構服務、傳聲。

「為什麼呢？最直接的原因在文化裡。」平路認為，台灣社會至今仍保有中國儒家傳統的價值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是中國幾千年來，政權『維穩』的方式。」藉著這種價值觀，政權得以建立起一個安穩的同心圓，下對上有一種服從關係，社會相對穩定，位置卻是不能翻轉的。

「就像社會上，只要有年輕人與長輩衝突的新聞，年輕人就常常被冠上『逆』。」平路說，「所有人不顧雙方發生什麼事，直接作價值判斷。」「逆子」在這種價值體系中是有罪的，年輕一輩的聲帶，也就這麼被打了個結，除了服從體制，很難有任何對抗的手段。

最容易的解套辦法，可能就是「長大」，這裡的「長大」指的是生理年齡，而不是心智。

平路認為，「文化是非常強大的。」只要進入「倫理結構」，「社會化」的需求很快就會改變年輕人原本的價值體系，「你在社會中，要存活、要溫飽，就更容易接受社會既有的規範，必須去大幅度轉換認知系統，否則認知會失調，最後就會認同：『對啊！我十幾歲時其實不懂事！沒有現在那麼成熟。』」

「我們的社會化太早開始了，無論何時，都被規範、規勸，甚至被懲戒。」平路說，「回到結構中，就會擁有一種安全感。我們社會更努力告訴年輕人，要順應上一代，桌子旁邊就會掉下一堆好處。」

平路嘆了口氣又說：「對我來說，『成熟』不是服從，而是聽到自己的聲音，做真正符合你心裡的願望的事情。然而我們的社會卻正好相反，剛好要求人們不要去『聽見』自己的聲音，聽不見、漠然，才擁有所謂『競爭力』。」文化中的「年齡歧視」、「倫理結構」，都被這些看不見的力量牽引，年輕一輩的聲音，愈來愈小聲，「父權」也得以維繫它牢不可破的規範力量。

「尊重應該是『相互的』。但是現實中不是這樣，因為有了相互性，父子君臣結構會不穩。」平路苦笑。自己也從「威權教育」成長走來，她如今早是人母，「我自己成長環境比較威權，那我就是反其道而行，在一般人的眼光裡，我是個太沒有『主義』的母親，我非常崇拜我兒子女兒！」

談到作為一個母親，平路整張臉都亮了起來。她兒子原本在美國當律師，收入豐厚，「但他做一年律師就不做了，再也不上班了。回到台灣拍攝微電影、影像。」他現在正在拍攝一對同志伴侶的紀錄片，「雖然辛苦，但是卻很快樂！他業餘還做瑜伽老師！」

她女兒原本在波音公司工作，但為了實踐理念，到美國新移民區域當小學老師，「所以你說我怎麼不崇拜他們？」

「我最喜歡的，就是在他們長大後，和他們成為朋友，那是生命經驗最有溝通的時刻，就是兩個人，完全是平等的兩個人，我們所交換的是，對生命經驗的想法，這中間並不因為我養育他們長大，就有更多的發言權！」平路笑說：「親情，放置到倫理之外的定義，最合適的語言就是友情，因為了解、因為相知，那個基礎，跟一般朋友是一樣的！」

在「倫理」關係之外，社會需要的可能是更「純粹」的溝通，平路說：「紀伯倫有首詩寫，『父母是弓，兒女是射往遠方的箭』，一旦射出去，他會飛向自己的方向。」文化設定了彈道，但相互尊重卻可能融化長幼尊卑的硬殼，忘了「天地君臣父子」，記起「人」是怎麼一回事。更多精彩內容，請詳閱《今周刊》1057期。

撰文/陳亭均本文經授權轉載自今周刊（原標題：名家反思》公民權不只是政治的事，更是文化的事） （相關報導： 高中生導演打臉台灣荒謬法律：18歲已須當兵、負刑責，卻不能投票，不是很奇怪嗎？ ｜ 更多文章 ）

責任編輯/林安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