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不曾想通，台積電究竟是怎麼稱霸業界的，為此又付出了多大代價。
最早的積體電路誕生於二十世紀中葉，這些晶片上只有幾個小小的電晶體，用於記錄電腦二進位語言中的○與一，但很快就取代了早期電腦和電子設備中笨重、缺乏效率的真空管。時至今日，台積電最尖端的晶片上已經蝕刻了數十億個電晶體，顯示了半導體技術這些年來的突飛猛進，而台積電在這個領域是無可撼動的全球製造龍頭。
台積電實現這些工程壯舉的方法， 叫做「 極紫外光微影」 ( extreme ultraviolet lithography，EUV)，聽起來像是什麼黑魔法而非科學。EUV製程透過一連串高度精密的步驟，製造出蝕刻半導體晶片上微型電晶體所需的光源。製程的核心是直徑約二十五微米(百萬分之一公尺)的錫液滴，由產生器以每秒七十公尺的速度噴出。液滴墜落時，先被一道低強度雷射脈衝打扁，再由一道更強的雷射脈衝將其氣化，形成電漿體並釋放超紫外光。為了產生足以蝕刻半導體的光源，整個過程每秒會重複五萬次。
一九六五年，快捷半導體(Fairchild Semiconductor，美國最早期的重要晶片廠之一)共同創辦人、後來創立英特爾的戈登．摩爾(Gordon Moore)提出了一個觀察：技術進步使得每片積體電路能塞入的電晶體數量每年翻一倍。到了一九七五年，他修正預測，改為每兩年翻一倍。這個預測就是「摩爾定律」，他一開始預計只適用於接下來的十年，結果卻用了半個世紀。摩爾定律影響了台積電等企業的未來戰略，既是長期計畫的基準，也是設定研發目標的準則。說摩爾定律驅動了過去五十年的科技革命、生產力提升和經濟發展並不誇張。台積電為蘋果和輝達等客戶追趕摩爾定律，為此在廠房和研發上燒掉了天文數字的資金。在二○二四年第三季法說會上，台積電資深副總經理暨財務長黃仁昭估計，公司當年的資本支出略超過三百億美元。
作為對照，台灣同年度的整體國防預算僅稍微超過二百億美元，是此數字的三分之二。
為應對台灣頻發的地震，台積電表示其廠房可承受芮氏規模九．○的地震，然而，這些廠房不防戰火。也就是說，台灣頭頂那柄達摩克利斯之劍，也同樣懸在全球所有主要經濟體的頭頂—包括中國。避險基金城堡投資(Citadel)創辦人暨執行長肯．葛里芬(Ken Griffin)在二○二四年初接受CNBC採訪時說，若台灣周邊爆發衝突，「對中國和美國經濟都將是災難。而我所謂的災難，是大蕭條等級的情景。」
記者追問後，葛里芬進一步闡述可能的後果：
如果我們無法取得台灣的半導體，特斯拉還能造幾個禮拜的車？通用呢？福特呢？波音又能運作幾個星期？我們經濟體系的每一個角落都需要那些晶片。根據估計，如果我們失去台灣半導體，國內生產毛額將損失百分之八至十。因此就國家的經濟安全而言，維護該地區的和平無比重要。
在如今高度全球化的世界，幾乎每一個國家，從基本大宗商品出口國到最發達的經濟體，都將承受一場讓新冠疫情為之遜色的經濟重創。這還沒算上習近平如果貿然發動征服戰爭，可能引發美國、日本、菲律賓甚至澳洲介入。
由於習近平的統治高度不透明，外界根本無法準確判斷他有多願意為台灣冒險。中國近來的經濟成長趨緩，為習近平添了許多此前不必煩惱的難題，而一旦嘗試入侵台灣，中國的經濟問題只會雪上加霜。然而，中共領導人在歷史上從不吝於動用解放軍這個黨的武裝力量，以確保中共對中國的掌控。典型案例包括韓戰、文化大革命，以及一九八九年六月對全國民主抗議者的鎮壓。每一次都讓中國付出了大量的人命傷亡，但每一次也都讓中共能繼續掌權。如果有人聲稱中國會顧慮經濟災難而不入侵台灣，可以先回顧歷史—幾年以前，也有人說北京絕不會鎮壓香港這隻金雞母。
歷史上，中共從來不怕讓中國人民承受苦難，但這只是不能低估解放軍奪台機率的其中一個理由。另一個理由是：中國在落後台積電最頂尖晶片幾個梯級的半導體製造上，已經有重大的進展。倘若台積電不復存在，中國將一躍成為全球晶片強權—這麼做固然代價高昂，但從長遠來看，或許能帶來誘人的結果：屆時各國為了在蕭條中重建經濟，很可能不得不聽從北京的條件。
全世界最重要的科技，幾乎由一家公司壟斷生產，而那家公司位於台灣，一個多數國家不正式承認的國家，卻受到全球規模最大的軍隊威脅。
那麼，我們究竟是如何走到現在這個局勢？
台灣從孤立的軍事獨裁走向全球科技核心，這條跨越數十年的長路，起點是一九六八年德州儀器兩位主管的一趟台北出差。他們和中華民國經濟部長李國鼎的會面，為全球科技格局的板塊漂移埋下了伏筆。
達拉斯出身的馬克．雪普德(Mark Shepherd)是德州儀器的半導體部門主管，彼時德州儀器是全球最頂尖的晶片製造商之一。他自幼對電子學懷抱強烈的熱情，六歲就做出第一個真空管，七歲組裝了第一台收音機。一九五二年，德州儀器派遣包括雪普德在內的四名工程師赴貝爾實驗室(Bell Laboratories)，學習該公司在一九四七年發明的電晶體技術。雪普德後來也親眼見證同事傑克．凱比(Jack Kilby)在一九五八年展示最早的積體電路。一九六八年雪普德訪台時已經四十五歲，是半導體產業的老將。陪他出訪的是名初露頭角的後輩—時年三十七歲的工程師張忠謀。
張忠謀生於浙江，為了躲避毛澤東的共產革命，舉家輾轉定居美國。就讀哈佛後不久，他便轉學至麻省理工學院，從人文改學機械工程。畢業後，他進入西凡尼亞(Sylvania)公司參與積體電路研發。一九五八年加入德州儀器後，張忠謀貢獻卓著，在公司內飛速晉升。菸斗不離手的張忠謀除了才華過人，也以對下嚴厲出名，入職三年後，他已在一九六一年出任一個大型工程部門的主管。而在一九六八年陪雪普德訪台時，張忠謀已升至德州儀器最重要的半導體部門，擔任積體電路部的總經理，管理著超過二千名員工。
李國鼎雖位居經濟部長，卻從未念過經濟學，而是在劍橋研究核物理。李國鼎奉行踏實、務實的經濟策略，後來被尊稱為「台灣經濟奇蹟之父」。他的經濟方略以謹慎布局、穩健發展為重，是台灣從農業經濟蛻變為科技強國的關鍵推力，台灣政壇不管哪個陣營，都對李國鼎十分敬重。台灣奇蹟固然不是單獨一個人的功勞，但李國鼎穩健的路線，無疑是台灣崛起成為貿易和科技強權的重要基石。
李國鼎一九一○年生於南京，一九四八年隨國民黨撤退台灣。在抵台前，他已在國民黨政府服務了十年，深知中共威脅和惡性通膨的危害，此二者正是國民黨失去中國大陸的重要因素。有鑑於此，李國鼎致力確保台灣不僅在政治上，也在經濟上對美國具有重要性(這個策略在數十年後的蔡英文時期再度回歸)。
一九六○年代末，全球半導體產業開始將勞力生產外包給亞洲，以利用當地的成本優勢、生產效率和沒有工會保護的勞動力。台灣擁有高技術水準但工資可以接受的勞動力，是絕佳的製造環境。有了雪普德和張忠謀背書，德州儀器在一九六八年決定押注台灣。這一步，開啟了台灣邁向全球半導體製造核心的旅程。第一座廠房在一九六九年投產，並在十一年後的一九八○年，做出第十億顆半導體。
一九七○年代，矽谷的半導體製造落後於日本。但到了一九八○年代，美國科技業又強勢復甦，有部分動力就是因為加大在台灣的廠房投資。這個轉變的背景，是許多地緣政治現實發生了許多重大變化，包括一九七六年毛澤東逝世，中國隨後在鄧小平領導下走向經濟開放。這些變局為台灣科技業帶來機遇，也帶來挑戰，而台灣最後克服了一開始的挫折，善加利用了新局面。
李國鼎警覺到，美國在一九七九年撤銷對中華民國的承認，不只有遏制蘇聯的政治目的，也有進入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從中獲利的經濟考量。儘管如此，台灣仍踏上了這趟鴻猷的旅程，重塑自己在全球經濟中的定位。到了一九八○年代中，台灣已經進入了經濟奇蹟。一九七○至一九八五年間，台灣GDP從五十八億美元暴增至六百三十六億美元，漲幅近百分之一千。平均每人GDP也從三百九十七美元飛躍至三千三百一十四美元，漲幅高達百分之七百三十五。這段經濟騰飛，不只證明台灣有能力快速成長，更是一次從低附加價值製造業，轉型為全球科技與創新重鎮的戰略大轉向。
台灣一開始靠鞋子、雨傘和塑膠玩具等低附加價值的產品打天下，但蔣經國和他的經濟幕僚都知道，若台灣經濟繼續依賴這些商品，遲早被勞力和土地成本更低廉的中國和其他國家取代。在那仍是軍事獨裁的年代，國民黨需要靠經濟持續成長、所得成長和醫療與教育改善，來維持執政的正當性。維持台灣的經濟成長，是政治上不可放棄的，而經濟轉型的關鍵，是以理工科技為核心，包括有計劃地送台灣學子赴美國等地頂尖大學深造，培育優質的人才庫。
接著有兩個關鍵決定進一步奠定了台灣科技業的崛起。一九七三年，台灣設立工業技術研究院，推動科技研發，日後也成為科技企業的孵化器。七年後的一九八○年，政府規劃了新竹科學園區，以十年五億美元的資金，將六百公頃土地打造成台灣版矽谷，目標有三：為經濟注入新動能、建立本土高科技產業基地、解決日益嚴峻的人才外流問題。 （相關報導： 晶鏈解密》台積電難攻，駭客改打設備供應商！SEMI E187認證機制上路，補強供應鏈破口 ｜ 更多文章 ）
＊作者何貴森（Chris Horton），自由記者，定居台北。出生與成長於美國，長年為《紐約時報》、《彭博新聞》、《大西洋》、《衛報》、《金融時報》、《Quartz》與《日經亞洲》等國際媒體提供報導。本文選自作者新作《幽影之國：台灣的故事與其奮鬥求生的400年》（八旗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