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看懂》三星工會預告21日罷工開始，南韓政府真會強制喊停？什麼是「緊急調解權」？

隨著三星電子（Samsung Electronics）工會做出決定，準備在21日如期發動，規模可能寫入歷史的大罷工，南韓政府手中一項極少使用、被視為終極祕密武器的「緊急調解權」，再度浮上檯面成為近期外媒討論的焦點議題。本文就藉由韓國本地媒體的解釋，帶讀者深入了解什麼是「緊急調解權」，影響究竟有多廣、以及回顧歷史又曾經使用過幾次。

《韓國時報》指出，這項賦予政府無上權力的「緊急調解權」，明文規範於南韓《勞動組合及勞動關係調整法》（簡稱《勞動法》）第76條。該條法案允許勞動部長、在面對特定勞資爭議時，如今認定該場風波存在對「國家經濟造成重大風險」，或可能「嚴重威脅人民日常生活」時，就可以引用法條直接介入。

一旦勞動部長正式宣布，啟動「緊急調解」命令，工會就必須立刻停止任何正在進行中的罷工活動，並且在命令推算的30天內，被嚴格禁止發動任何怠工或抗爭行動。如果工會在此期間違抗命令，甚至堅持繼續罷工，所有抗爭將被判定為「非法罷工」。

屆時，工會領袖及參與成員，不僅將面臨刑事起訴與處罰，資方也將獲得法律授權，得以向工會與員工個人，索取天文數字的損害賠償。

在命令發布、被強制凍結罷工的30天「冷卻期」，南韓「國家勞動關係委員會」（國勞委）將全面接管勞資糾紛，並展開強制調解。假如有必要，則會直接進入強制仲裁程序。以三星電子這種私營企業為例，政府將成立由三名委員組成的特別小組，成員分別代表勞方、資方以及社會公益代表，由該小組主導大局。

如果在冷卻期內，小組的調解被認定毫無進展，案件會在15天內移交，改為執行「強制仲裁」。屆時由政府指派的委員，將有權強行拍板一份勞資合約方案。這份由官方仲裁做出的最終決定，在法律上具有與「團體協約」完全相同的法律約束力，不論資方還是工會，皆有法律義務必須絕對服從並執行。

然而，這項權力看似非常強大，卻在南韓社會長期被視為下下策，因為這個「最終手段」，等同於用國家公權力，強行剝奪並中止工人原本合法的罷工權利，甚至會將勞工與工會推向巨大的法律風險之中。

這項法案，雖然早在1963年就已立法，但存在高度爭議性與侵犯勞動權，歷屆南韓政府對此都極度謹慎。回顧現代憲政史，這項強制令僅僅被動用過4次：

第一次發生在1969年：當時韓國船舶工程（Korea Shipbuilding and Engineering）工人在8月發動罷工，導致該公司原定交付台灣的20艘漁船，因此被迫延誤時間。南韓政府隨即在9月18日，以「重創出口與國家經濟」為由，首度祭出緊急調解權。這場爭議最終在國家施壓下重回談判桌，由勞資雙方自行達成和解。 （相關報導： 三星罷工倒數24小時》總統李在明怒批工會索要太多，警告如越界、政府必將出手干預 ｜ 更多文章 ）

第二起發生在1993年：當年7月「現代集團」（Hyundai Group）聯合工會，發動集團總罷工，以此表達對公司高層拒絕薪資談判表達抗議。然而，在南韓政府宣布啟用「緊急調解權」僅一天後，勞資雙方因恐懼國家介入，在最後關頭自行達成妥協。

第三、四起都發生在2005年：當年6月韓亞航空（Asiana Airlines）機師發動罷工，嚴重癱瘓南韓的空運物流，並造成公司面臨巨額虧損。南韓政府在8月10日下達緊急調解令，但第一次調解依舊失敗告終，最終是在國家勞動委員會9月9日強行介入，直接發布「仲裁令」，讓勞資雙方簽下新的協議。

至於另一次、也是南韓近代史最後一次動用，則是發生在同年12月。

當時大韓航空（Korean Air）機師工會發動罷工，造成全國航班癱瘓，更直接導致民眾出行不便。南韓政府在罷工爆發3天後，隨即啟動緊急調解命令。與先前韓亞航空一樣模式，勞資雙方再次於調解破裂，官方特別小組強行介入後，在隔年（2006）1月給出最終強制仲裁書，使用公權力平息這場風波。

自此之後，此類鐵腕手段幾乎被封印在歷史記憶中。

因為在2016年10月，現代汽車工會一度準備發動大罷工，南韓政府當時就曾多次對外放話，威脅勞方不排除再度動用這個緊急命令，而警告再次取得成效，逼迫勞資雙方在最後一刻驚險達成協議。

假如當前的李在明政府，真的對三星電子祭出「緊急調解令」，這將是南時隔近21年來，首次動用國家強制公權力。雖然緊急命令能即刻遏止罷工，避免半導體產業的鉅額損失，但這種直接傷害勞工權益的手段，韓國政府勢必也得考慮，會不會變成雙面刃，保住眼下經濟卻傷害勞工選民的心，這一點恐怕將是青瓦台必須斟酌的重點之一。 （相關報導： 三星罷工倒數24小時》總統李在明怒批工會索要太多，警告如越界、政府必將出手干預 ｜ 更多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