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北京鋒銳律師事務所被CCTV「認罪頻道」妖魔化示眾後，就一直琢磨著寫點東西，以正視聽，可在近五個月的時間裡，又一直猶豫沒有寫。原因是，我擔心自己寫的東西可能會成為迫害者眼中的「罪證」，不僅無助於鋒銳，無助於鋒銳所主任周世鋒等律師，反而會增加他們的負擔。在一個敢於公開宣稱「法律不是擋箭牌」的一黨執政國家，全世界公認的正當行為，公民眼中的正義行為，可能卻是執政黨深為畏懼和忌諱的。何況，共產黨曾經有口號「凡是敵人所反對的，我們就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反對」，我這個出了名的異議人士早就被當局視為敵人，是每週報送省、市、縣黨委書記的《敵情動態》中的重點關注物件。我為鋒銳鳴冤叫屈的每一句話，說不定都會成為周世鋒們勾結境內敵對勢力陰謀顛覆「朝廷」的鐵證。
但是，在不義面前保持沉默，只會增加迫害者將冤案辦成鐵案的「信心」和「決心」。囚籠中人等到的可能是更深更大的囚籠。面對為所欲為的迫害，總得有人站起來對他們說不，總得有人站出來說公道話。這些話可能無助於結果，卻有助於世界瞭解真相。
仗義及時雨，也是罪？
CCTV「認罪頻道」指控周世鋒的理由之一是他以「及時雨宋江」自居。不錯，周世鋒確實仗義疏財，喜歡扶危濟困。遠的不說，就說我的親身經歷。當周世鋒通過某些管道知道我這個迭遭打壓的異議人士希望離開湖北應城到北京就業後，迅速向我發來邀請，表示願意為我兩肋插刀（大意）。我到北京後，他又張羅搞了一場堪稱豪華的歡迎宴會，邀請了我素所欽慕的北京學界、律師界的十余位知名人士出席。工作大約一個月後，我的一位北京朋友突然身陷困境，幾乎一夜之間由億萬富豪淪落為「千萬負翁」。在聽我述說後，周世鋒當即表示：看在導斌的面子上，這樣的朋友，咱們得幫幫他。僅僅因為我的緣故，他對一個此前只見過一面的人，一下拿出六十萬，後來又拿出十五萬，幫這位朋友解決燃眉之急。據說至今這筆錢都還無力歸還。據我所知，受到周世鋒接濟的朋友遠不止這一個，很多都是不聲不響私下直接幫助了個人。朋友吃飯，有時就聽到席間有公開對他感恩之語。最出名的則是他拿出八百萬元成立「律師救助基金」，幫助因堅持原則遭到迫害的律師及其家屬度過難關。周世鋒作為一個律師，他的每一分錢都是自己打拼掙來的，是依法為當事人解除危難而獲得的合法報酬，而不是別人賄賂或什麼非法管道獲得的。他沒有只顧著自己享受，而是拿出很大一部分用來周濟友人，能這樣幹的，在如今這個世道中，除了周世鋒，還有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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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周世鋒這些急公好義、扶危濟困的古道俠義之行，經過CCTV的話語一轉換，卻變味成似乎是「罪行」了。是不是在CCTV人的眼中和被馬列毛主義洗過腦的人眼中，仗義疏財等傳統美德都是「反動的」？或者在原北京公安局局長傅政華心目中，周世鋒接濟他人只是「結交反賊」圖謀不軌的證據？然而，即使周世鋒真的是宋江轉世，現在要定他為反賊也為時尚早，證據不足。須知當年宋江在成就及時雨名聲之時，也不是在水泊梁山，而是在朝廷治下的鄆城，那時的他正小心翼翼地做著押司官差，根本沒打算與晃蓋結夥。反上梁山是後來的事，是當局一再逼迫加反賊反復勾引的結果，非其初心。
不避諱與「當局」搞好關係，拿捏紅線精準
其實我之所以到北京後直奔周世鋒的律所，是有所考慮的。我看中的並不全是老周有民主之覺，當然，這種意識也是合作的必要條件，此前通過微博看出此人除了富有良知外，更讓我看重的還有一點，就是他與當局走得很近，在體制內有一定根基，應該不會因為我的加盟而翻船，不至於再次發生當年郭飛雄加盟而高智晟系獄的悲劇。周世鋒十幾年前是北大法學碩士，北大同學和校友幾乎遍佈北京政法系統各大機關，就連北京市公安局原局長傅政華——應該也是讓周世鋒進看守所的決定者之一，也是周世鋒的碩士班同學。當然，現在在我看來，老周的這位公安同學實在讓人不敢恭維，其在北京市公安局長任上胡作非為，亂捕濫抓異議人士、死嗑律師和維權人士，已經讓他臭名昭著，而其「國慶日配槍巡邏」等作秀，則暴露出此人不過是「馬前張保馬後王橫」一流的為了獻媚什麼事都做得出來的角色。周世鋒是頗以自己在北京「樹大根深」自得的，數次向我展示他得到內幕消息避免王宇等所裡律師出事的秘辛，展示他給總理李克強先生上的「密折」。他不無自豪地對我說，他寫的這些材料不出兩天便會出現在李的案頭。老周雖然不是中共黨員，也偶有「潯陽江頭醉題詩」的滿懷豪情，卻從來就不能稱為黨的敵人。與我們這些異議人士不願替執政黨背書不同，周世鋒多次公開表示擁護習李執政，特別擁護打擊周永康，就連2014年新年茶話會，他都要打條「深入學習貫徹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的條幅。所以，當聽說鋒銳出事，我遠在湖北，都深感錯愕，不明白當局怎麼會把他當危險人物對待。
2015年7月12日洛杉磯中國總領館前聲援中國律師的抗議隊伍(來源：美國之音)
公允地說，周世鋒一點也不激進。我總認為，老周，也包括很多在北京「混」出個模樣來的大牌律師，實際上都精明地把握著與「紅線」的距離，避免觸礁。他後來有些行為看似激進，其實應該是佯動，當然有面對弱者受欺淩而自發的義憤，但更多可能是出於在北京律師業這個高度競爭的行業裡生存發展所需，也與因職業所逼過多與激烈者共振互動不無關係。就其政治經濟層面而言，周世鋒應該說完全沒有非推翻共產黨不可的必要。老周做律師而能在北京紮根，自己開辦獨資律所，且發展壯大為一家近百人的大所，網羅了劉曉原、王宇、王全璋等多位大牌律師，劉四新等留美歸來的博士後和黃力群這樣的原體制內高官，自己躋身北京高級知識份子裡的頭面人物行列，左右逢源，名聲不可謂不大，話語權也不可謂不大，能出八百萬成立「律師救助基金」，身價也不可謂不高，堪稱成功人士，是穿鞋的，犯得著跟一幫底層赤腳漢攪和在一起急急忙忙「翻身求解放」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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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其個人性格層面而言，周世鋒為人善良，實在，慷慨，待人熱誠，心胸開闊，敢於拍案而起，也可以折節下交，有領袖氣質。然而，在北京知識圈和律師業內，有領袖氣質和才華的人數不勝數，僅憑這點氣質成就一份像樣的家業是可以的，但想成什麼大事，不啻於癡人說夢。關鍵的還是資源和時局。以現在的時局，以百把人的家底（何況裡面還混有不少我黨安插的樁腳，周世鋒曾謂「三人行，必有我軍焉」），想跟共產黨叫板，無異於雞蛋碰石頭。周世鋒在北京「混」了這麼多年，豈會不清楚挑戰當局的後果？只要他還打算把律所辦下去，他就必須且只能依附體制，即使是若即若離也行，但絕不能站到體制對立面上去，否則立馬丟飯碗，重者入獄。依附體制生存這點，可說不僅僅是周世鋒，而且是中國當代律師群體的宿命。在「與當局搞好關係」這點上，有件事給我印象極深。有一天老周要我們參加一個飯局，是鋒銳所迎接北京市司法局領導，行前他私下對我提醒，有一位姓朱的處長，就是害了高智晟害的那個人，要注意點。我知道小人最難對付，也最好對付，儘管我非常厭惡此人，但我知道，我不能把他怎麼樣，而他則隨時可能給鋒銳所為難，可能害苦老周和我們全所的人。我只能在內心告訴自己，沒有判決的惡人仍然只能對其作無罪推定，即使是已決犯人，也有權享有人的尊嚴，我現在的職位是鋒銳所的行政主管，不能憑一己好惡一逞快意。
正如一些法學專家所說，CCTV「認罪頻道」播出的周世鋒等鋒銳案當事人的所謂「供認不諱」，聽完了，也沒聽到一句是罪。周世鋒作為職業法律人，法學博士，吃了近二十年的法律飯，法學修養實際上已在北京員警頭頭傅政華之上，罪與非罪的界限應該是分得很清的。儘管接觸的人三教九流，什麼牛鬼蛇神都有，但作為律師的職業素養，作為知識人的基本良知，以我與他雖短暫卻深刻的直接交往所感受到的判斷，老周是不缺的。但是，正如某些北京律師圈中人所言，如果沒點灰色，如果完全按共產黨的法律法規辦，律所根本就辦不下去。原因不在律師不守法，而是執政當局的法律法規政策嚴重偏離正義。現在這些法律法規政策，其中不能說完全沒有正義的成分，但更多的還是從一黨利害角度出發，將對納稅人的予取予求加以合法化的條款。這些顯失正義的法律法規政策，完全遵守，便會被剝得連褲子都沒得穿的，唯有不完全遵守才有飯吃，但有所不遵，便有把柄在人家手裡，可以隨時隨地叫你生讓你死。當局也正是運用這些手法，將律師等所謂自由職業者掌控在手心。
七百律師劫，錯在太性急？
從更深層面看，包括周世鋒在內的709律師之劫是有其必然性的。之所以必然，沒有民主，人權無保障，法治不完善是三大主因，除此而外還有其它一些因素，而其中一個因素便是我們這個國家，這個文明還不能容納反對意見。儘管國家主席習近平先生已故的父親習仲勳提議過要制定「保護不同意見法」，但遲至今天，這個立法還只是個讓民眾的嘴巴能爽快一下的說辭。不僅政治層面執政黨難容異議人士自由發聲，而且，在法庭上，本應是控辯對抗的程式設計也常常讓員警、公訴人、法官以及背後的領導們難以適應，因此反感律師、仇視律師，還遷怒於聲援律師的線民。對律師和支持者加以逮捕治罪，某些員警、公訴人、法官以及背後的領導們以為堵住了律師的嘴巴，審判庭可以我說了就算，少了對抗，少了爭執，不僅法庭，而且社會國家也和諧了。這顯然是極端錯誤的認識，也是破壞法治的專制獨裁觀念。如果沒有控辯對抗，還要律師幹什麼？如果沒有律師，還要法官幹什麼？如果沒有法官，還要公訴人幹什麼？一切由員警說了就辦不就結了？那國家也就墮落為員警國家了。
從已經透露出來的非常有限的資訊看，周世鋒們不能說完全無錯。這個錯不在其它，而在於還是有點性急。在國家法治還遠沒到視對抗性庭辯為常態的年代，便以對抗性辯護的姿態出現在法庭上，許多員警、公訴人、法官、領導們對此不是感覺喜悅，認為中國法治進步了，而是相反，他們會感覺尊嚴受到挑釁，會認為自己的權力地位受到威脅，習慣性地把律師通過追求個案正義推動中國法治進步的完全正當的對抗行為上綱上線到企圖挑戰共產黨執政地位。正是考慮到當前律師們所面對的險惡處境，為避免不必要的損失，保護中國律師業界剛剛冒出來的少數精英之士，在北京一次律師聚餐上，我曾當著周世鋒、楊學林、李金星、浦志強、周澤、王甫等大牌律師說過：不必把每一次庭辯視為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存這種念頭，庭辯行為便可能走樣，便可能帶來危險。法治不同于民主。民主的格局可以一夕竟功，一旦規矩建立，便基本無須大改，可代代重複，換人不換規矩。法治則不同。法治是個連續的不間斷的過程，既換人，又換規矩。由獨裁到民主，涉及的資訊改變可能只有幾百個。由專制到法治，涉及的變數則無法確知，需要淘汰、修改、增補的資訊可能達到百萬千萬。所以民主成功，法治未必便成功，民主沒來，也不妨礙法治點滴進步。即使是在法治最為清明的美國，也仍然不斷存在立法、廢法、重新闡釋等等問題。
人是一種兼具保守性和創新性的動物，中國經歷兩千年的皇帝專制，反自由的傳統力量極其強大。中國歷史上任何一次變法都伴隨人頭落地，而要從「儒表法裡」之「法」，轉換成「自由平等」之法，轉的彎比歷史上任何一次都要大，過程都要更艱難。世界法治史也表明，即使英美自由國家，法治即使要取得點滴進步也絕非易事，常常需要付出極大的努力與犧牲，有時是自由，有時甚至是生命。周世鋒等有志於推動中國法治進步的這代律師，價值可能主要是在大的框架性資訊變數方面爭取有所改變，初步實現老大中國從專制向法治轉彎。
小檔案：
北京鋒銳律師事務所，由知名維權律師周世鋒主持。2015年7月10日起，北京當局公安部下令所屬各級公安機關縝密偵查，並抓捕逾80位維權律師及人士，其中位於北京的鋒銳律師事務所是成為一個摧毀的重點目標，有多人遭到抓捕。此一事件引起國際關切，美國國務院公開譴責，台港民間團體也都發起聲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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