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投書：當「人權立國」成為漂亮口號，弱勢保障何能期待

台灣近年來經常以「人權立國」自許，並高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作為制度改革的重要象徵。然而，當一名身心障礙者及其家屬真正走入行政、司法與法律扶助體系時，卻可能發現：理想中的人權保障，與現實中的制度運作之間，始終存在一道巨大的鴻溝。筆者近年因公益彩券經銷資格爭議，親身經歷了一場漫長而沉重的維權消耗戰，也逐漸看清，台灣現行制度對身心障礙者所謂的「保護」背後，其實隱含著深層的不信任與結構性歧視。

本案最諷刺之處在於，連制度制定者自己，其實都曾明確認知現行規範存在歧視疑慮。112年1月18日，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函文財政部時即明白指出，為配合CRPD「免於歧視」精神，原本「申請人不得為智能障礙重度、失智症及植物人」之規定，應予刪除；同年2月13日，財政部亦正式核備通過。

而在第五屆公益彩券經銷商的遴選委員會中，其實已有多位審查委員指陳主辦方採取限制經銷商資格的方式，可能違反CRPD而有歧視的可能性存在。會中林文賓委員表示，CRPD最重要的精神之一就是「反歧視」，國家制度不應以障礙身分作為排除標準，否則即有違反公約之疑慮。曾毅鴻委員則主張，不應以障礙程度直接排除參與資格，而應改採實際工作能力評量。秋滿豔委員也認為，應以個別評量取代僵化分類。最終，委員會甚至作成結論：刪除障別限制，保留限制行為能力者條款，並增加視訊查核等配套措施。

這代表什麼？代表連制度設計端都已意識到，以障礙身分直接排除資格，本身就可能涉及歧視問題。然而，主辦方中國信託後來並未完全採納多數委員所提出之CRPD修正方向，而仍選擇對受輔助宣告者採取一刀切的排除方式，背後考量為何，頗耐人尋味。

筆者自112年8月開始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後，案件歷經多次開庭、準備程序終結、再開準備程序、更換法官、再開辯論，最後甚至突然裁定移轉管轄至民事法院。整個程序曠日費時，前後歷經數名法官、多次程序變更，對一般當事人而言已十分折磨；對身心障礙者家庭而言，更是一場漫長的身心煎熬。

更令人難以理解的，則是裁判費問題。法院以「訴訟利益難以核定」為由，逕依《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2核定較高標的價額，結果反使弱勢當事人須負擔更高裁判費。此種制度設計，是否已與「司法近接權」的人權原則產生落差，值得深思。換言之，一名原本主張利益約119萬元的當事人，在法院的「技術性認定」下，竟須負擔以165萬元為基礎計算的裁判費。這種情況，對一般民眾或許已是沉重負擔；對需要長期照顧、資源有限的身心障礙家庭而言，更幾乎無端加重其維權的有形負擔。 （相關報導： 觀點投書：從弱勢者權益保障看台灣法治運作的「系統性失靈」 ｜ 更多文章 ）

而真正令人感到無力的，還不只是司法程序本身。後續當事人向法律扶助基金會申請律師扶助時，初審委員以「原審判決已敘明理由，上訴難有律師協助空間」為由駁回。即便案件涉及公益與人權爭議，但在資力審查上，因當事人與父母及輔助人同住，必須合併計算全家資產；包括無法處分的林地、自住房屋，甚至輔助人的工作收入，都被納入審查範圍。換言之，即便覆審程序能通過案情審查，當事人最終恐怕仍難跨越資力審核這道高牆。

於是，一個矛盾的制度問題逐漸浮現：國家一方面高喊重視身心障礙者權益，另一方面卻在司法與法扶制度中，透過高額裁判費、僵化的資力審查，以及對案件「勝訴可能性」的主觀判斷，層層提高弱勢者的維權門檻。這絕不只是個案問題，而是反映出台灣現行制度對身心障礙者維權需求，仍存在相當程度的結構性不友善。

固然現行已有衛福部的專案可針對身心障礙者提供較優惠條件的協助，但此方案並未補助裁判費，而前述本案遭法院以技術性認定方式核定較高裁判費。這也就凸顯出衛福部方案對弱勢者的照顧顯有不足之處。

尤有甚者，民國114年台灣早已將人權公約國內法化，在《身心障礙者人權公約施行法》第8條第2項早已載明政府有提供身心障礙者律師服務的義務：「身心障礙者委任律師依前項規定行使權利者，政府應依法提供法律扶助；其扶助業務，得委託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或其他民間團體辦理。」

然而，法扶基金會現行審查機制，實際運作上是否已因行政規則與資力標準，而限縮法律原先所欲保障之身心障礙者權利，值得職司國家法規修訂的立法委員深思。

財政部對公益彩券經銷制度的委外經營，從頭到尾均非狀況外。所謂「備查」，實際上更接近於實質審查與默許機制。此種模式，本質上正是典型「行政遁入私法」的手法：即形式上由民間金融機構決定資格條件，但在公益彩券本質上屬國家特許、公益目的與高度監督性質下，其制度設計仍難完全脫離國家責任。藉由委外方式，由特許金融機構出面執行限制措施，而行政機關則退居幕後，藉此淡化自身責任與行政監督義務。

為彌補這些制度性缺陷，本文提出以下建議：

1.檢討公益彩券經銷制度：財政部應重新審視公益彩券經銷商遴選辦法，確保其符合CRPD的反歧視原則與合理調整義務，不應以身心障礙身份作為排除資格的理由，而應著重於實際工作能力的評估，並提供必要的支持措施。

2.改革司法與法律扶助體系：司法機關應檢討裁判費核定標準，確保弱勢者「司法近接權」的實現。法律扶助基金會應重新評估其資力審查標準與案件勝訴可能性判斷機制，確保《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所賦予的法律扶助義務得以落實，特別是對於涉及公益與人權爭議的案件，應給予更寬鬆的審查標準。

3.強化CRPD精神的落實：政府各部門應加強對CRPD精神的理解與實踐，將其融入所有政策與制度設計中，避免以「保護」為名行歧視之實。同時，應提升社會對身心障礙者的認識，破除刻板印象，建立一個真正包容與尊重的社會。

4.釐清公私法界線與行政責任：對於具有公益性質且涉及國家特許的委外經營事項，行政機關應明確其行政監督責任，避免透過「行政遁入私法」的方式規避人權保障義務。

唯有正視這些問題，並採取具體行動加以改進，台灣才能真正實現其「人權立國」的承諾，讓所有公民，包括身心障礙者，都能享有尊嚴與平等的權利。否則，當國家一方面宣示「人權立國」，另一方面卻容許制度透過程序、資格與成本門檻，持續排除弱勢者的維權可能時，所謂的人權保障，終究不過是華麗口號下的一齣人權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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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時事評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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